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考察角度得到的会是不同的结果，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上，不难发现，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生产与捐公上。
贡献之一，典籍的保存。这在秦汉时期即已有显著表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及随后的严厉禁锢政策，使古代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毁损，如此高压血腥之下仍有许多的藏书家敢冒杀头危险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为中国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西汉武帝首开征书之路。征集的对象主要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也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说藏书家的贡献巍如丘山，实不过分。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如接力赛一般层层递传下来的。宁波天一阁是一个典籍保存的范例。虽有《四库全书》征书、近代失盗等重大减失因素，天一阁历经四百余年保存下来的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大量明代典籍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清末杭州丁申、丁丙兄弟冒死抢救出大量文澜阁《四库全书》。江南三阁，文澜独存，这实在是藏书家树起的一座丰碑。
古代藏书事业的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尤其以私家藏书对官府、书院、寺院等系统藏书贡献最为突出。官藏与私藏优势互补。汉代以后历代政府向民间屡次征书即是官府藏书获取私藏支持的例证。历代战乱或政权更迭后大伤元气的皇家藏书体系，多赖民间藏书家聚沙成塔般的支持而得以重振声势，后来居上。而私家藏书也曾通过获得朝廷赐书或借抄皇家秘阁藏书等途径不断地丰富内容。双向交流还是以前一种为主。
贡献之二，典籍的流播。主要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借阅之途，从北宋的李氏山房到清末的古越藏书楼，不少的藏书家通过向公众、社会开放形式，捐私产为公益，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记载：“崔氏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多来从假借……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宋代宋敏求藏书三万多卷，以慷慨借书于他人闻名一时。周永年撰《儒藏记》，倡导藏书的开放流通，并与他人一起创建“借书园”。
二是借抄之途。藏有者无私提供底本抄录，无数双抄书的手汇合犹如开动了一架永不停歇的印刷机，以致当许多书的刻本毁灭绝迹时，惟赖抄本书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明代汲古阁影宋本及其它藏书楼的不少影宋本就保留了许多已失传宋刻本的面貌。
三是刊印之途，中国古代的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便是刻印书依据手稿的不多，而以现成图书为样本的却占有很大比例。藏书家拥有刻印书的重要资本，因此，历代出版家中藏书家占据了甚大比例和重要地位。五代后蜀的毋昭裔由藏书而刻书，开了一个漂亮的先例，明代的毛晋、范钦，清代的鲍廷博、纳兰性德、黄丕烈乃至民国的刘承干等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以家藏中罕见珍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全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愿无偿提供刊刻底本。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发布后，响应甚众，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甚至连皇家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
贡献之三，典籍的完美。仁人爱物，珍惜字纸，体现在藏书家身上，便对图书视若生命、护如眼目的情结。
一是对图书的爱护。远在北齐时代，《颜氏家训》中以“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的训诫为士大夫必备美德之一。宋代的司马光“所读之书终身如新”，元代的赵孟?总结护书“八勿四随”的真经，更有张蓉镜在宋版书上用鲜血书“佛”，反映了这些藏书家护书惜书如痴如狂的极致心态。
为了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从民间汲取智能为己所用，种种图书保护方法遂不断创出，有些并一直被袭用到现代，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孙从添《藏书纪要》则详尽介绍了各种保护法。黄丕烈颇为独创的书籍“复背护持法”自得。
藏书家并普遍重视对藏书的装潢。如宋版《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一书，黄丕烈购得时破烂特甚，蠹鱼数以百计，缺叶及无字处每册俱有，黄遂择良工精加装潢，费时近两年始补装一新，其工费已倍于买书价而达百余两银。许多的古籍假如没有藏书家及时、精心整补，或许早在数百年前便绝灭了。
二是对图书内容的校勘补正。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故有“无错不成书”之谚。历代藏书家辛勤校勘古籍、补阙订讹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仅在清代，藏书家中精擅校勘、成果显著者便有顾广圻、何焯、钱大昕、黄丕烈、吴槎客等不少人。明代的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校雠。
三是对残缺图书的搜访集全。藏书家们沤尽心血使残书在自己手里破镜重圆。明人陆俨山称其之藏书即使残书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黄丕烈戏自号曰“抱守老人”。明代的赵琦美购得李诫《营造法式》残帙一部，中缺十余卷，为补全此书，其从此心存块垒，寝食不宁，仆仆遍访历时二十余年，终使该书幸得延津之合。在清代，钱谦益藏宋版《后汉书》缺两册，郁礼藏厉鹗《辽史拾遗》手稿少50叶，书主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残余，传下了合浦珠还的书界佳话。法式善从老妪补窗破纸中捡得明万历二十五年顺天乡试录三十九叶残余。
贡献之四，典籍的生产。在这一点上官私藏书楼均成果斐然，各有千秋。以官府藏书讲，历代诸多类书如唐之《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清之《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长编巨制无一不是直接利用藏书的产物。以私家藏书论，历代藏书家艰辛搜访、精心汇编的专题巨著如朱彝尊《词综》、黄宗羲《明文海》、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张月霄《金文最》等，及大量的地方文献汇编如《四明丛书》、《金华丛书》等。著述方面，如叶梦得、郑樵、赵孟俯等大家名重文坛学界，俱系利用藏书的巨大支持。至于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更是官、私藏书楼共襄其成的范例。
贡献之五，典籍的捐公。进入现代，众多藏书家以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楼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那些捐献私藏的可敬可佩的现代藏书家实在有太多太多，他们的光荣代表中有――
梁鼎芬，1919年卒后由其子捐献藏书600余箱给广东省立图书馆。
梁启超，1929年卒后其饮冰室4万余册遗藏永远寄存北平图书馆。
傅增湘，1949年卒后其双鉴楼藏书分别捐献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
周叔?，建国后先后五次共向国家捐献藏书九万六千余册。
潘世兹，1951年将其父宝礼堂全部宋版珍本从香港运回，捐献北京图书馆。
在浙江，留存现代的著名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在建国后踊跃将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书楼捐献国家，浙江图书馆丰富而具特色的古籍藏书中，私家藏书的捐赠构成了主要的基础。
清末，陆树藩将?宋楼珍藏顷数售予日本静嘉堂文库，令国人疾首扼腕。这一世纪悲剧警醒了许多藏书家的爱国情感，随后不久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售归江南图书馆的事例便是鲜明的参照。对许多将藏书售予国有图书馆的藏书家，人们同样抱有敬意与感激。
这里还应该提及的一点是，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藏书事业的催化作用应予充分肯定。正是在以官、私藏书楼为主体的巨大需求市场的刺激下，纸和印刷术的发明才得以萌发并成熟。历史清楚地显示，唐代及唐以前的书籍市场始终处于饥渴状态，直至宋明版刻大盛，才逐步扭转这种状况。
私家藏书楼的历史使命因现代图书馆的崛起而结束，私家藏书楼的生命却因融入了现代图书馆而永续延绵、生机无限。如果没有这一切，校勘学、版本学、考据学、目录学以及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水平，肯定达不到现在这样的高度。我们应当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支庞大的藏书家刻书家队伍而感到自豪！
（“藏书・中国”系列包括《中国官府藏书》、《中国私家藏书》、《中国宗教藏书》、《中国书院藏书》，肖东发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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