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绎读》
任继愈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23.00元
诸位书友们：
今天是
为了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对一些重要的人文经典，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论述、介绍，使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所收益，以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也许是国家图书馆文津学术讲座的主要职责之一吧。鉴于此，我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个题目：老子与《道德经》，副标题是：读任继愈先生的《老子绎读》。
《老子绎读》简介
任继愈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文学者、人文学术大家。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津讲坛”是他倡议设立的。他是我的老师，1946至1950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听过任先生的“隋唐佛学”课，当时我写的一些读书笔记，经过他的指导和审读。任先生今年已是93岁高龄的长者，他一直关心国家图书馆的学术讲座。今年他要我在元旦作学术发言，师命不可违。讲什么呢？我想介绍任先生在九十岁高龄写作并出版的《老子绎读》一书。
《论语》和《老子》（亦名《道德经》或《道德经五千言》），是我国古代人文经典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要把它们译成现代汉语，并力求准确讲出其中的要义，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做不到的。关于《论语》，学者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受到人们的好评。至于《道德经》，任继愈先生的《老子绎读》则是一部功力很深的阐释老子思想的著作。
任先生对《老子》书的研究，跨越了两个世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为了教学方便（给来自东欧保加利亚的留学生授课），开始将《老子》译成现代汉语，称为《老子今译》。后来有所修订，称之为《老子新译》，这两种译本都公开出版过。它们均根据魏人王弼的注本，即《老子》通行本。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大量帛书。经修复后，通过整理和考订，其中有《老子》甲、乙本。这是西汉时期的《老子》。将帛书本与通行本《老子》互相对照比较，有助于深切了解《老子》。任先生对照通行本和马王堆帛书本作《老子全译》。
1993年10月，湖北荆门市沙洋区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甲、乙、丙本，这是战国时期的《老子》。研究郭店楚墓的简本《老子》，并与通行本《老子》对比研究，国内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基于以上情况，任继愈先生以《老子》通行本为底本，并参照楚墓出土的竹简本，对《老子》进行第四次今译，名《老子绎读》，2006年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至今整整两年。对于书名，任先生有这样的说明：“‘绎’，有阐发、注解、引申的涵义，每一次关于《老子》的翻译都伴着我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这第四次译《老子》称《老子绎读》。”（《老子绎读・后记》）从以上叙述，大家可以看到任先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任先生对老子思想的历史价值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说：“《老子》文约而义丰，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值得很好钻研。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流传广泛的哲学流派不少，号称百家，其实只有两家，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老子用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善于正话反说，善于用浅显比喻说明深奥的道理。”（《老子绎读・前言》）
在《老子绎读》中，任先生对老子思想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老子思想来源有三：一是继承荆楚文化的特点，贵淳朴自然，反雕琢文饰；二是吸取古代文化遗产，总结前人经验，他在东周做过管理王室图书的工作，便于他接受并审视他以前的文化成果；三是来源于社会现实，他是春秋末期人，亲眼看到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旧礼制的崩坏和仁义口号的虚伪性，思考怎样才能拯救时弊。
任先生还分析了老子思想对后代的重大影响。一是对哲学思想及宗教思想的影响。产生于东汉中叶的道教，尊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加以宗教性解释，宣传人们经过一定的修炼，可以使精神、肉体长生永存，成为神仙。一是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封建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而采取的与民休息政策，其指导思想多来自《老子》。老子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评价会有助于人们去了解老子及其著作。
还应当提到，《老子绎读》在体例上将古代人文经典的深厚学术内涵与今天一般读者所需要的文化普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全书包括前言、译例、译文、索引四部分。索引又分为重要名词索引和内容分类索引两部分。结尾有附录：一、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释文（甲、乙本）；二、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丙本）；三、《老学源流》；四、《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五、《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这样完备的“附录”，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老子》。在学术观点上，学者们对我国古代人文经典的解说，自古以来就有多种说法；任先生对《老子》的疏解和阐释，只是一家之言，供读者朋友们研读，以便进入《老子》的精神殿堂。不过，任先生的阐释，是有特色的，他更加着重对《老子》哲学思想进行提炼和说明。他说：“哲学包罗万象，哲学理论是高度抽象思维的精神产品，好像与现实生活不那么密切，但是越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它的根基却深深地扎在中华大地的泥土之中。”（《老子绎读・后记》）如果要将抽象还原于社会现实，任先生则认为，老子思想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老子绎读・前言》）。在贯彻学术“百家争鸣”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繁荣的今天，这也是一种认真思考过的学术观点，可供读者参考。
现在我们提“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我国人文经典在国外译本最多的，大约要数《老子》。不过，它往往不是外国译者所能理解的。季羡林先生在《展望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一文中说：“比如我见过他们（外国译者）的几十种《老子》译本，能准确反映《老子》思想的很少，多是夹杂着许多译者主观的东西。”（《季羡林文集》第8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因此，使“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就要有准确的好的外文译本，首先要有高质量的现代汉语译本，这会有助于译成外语本。
《老子》的“道”论
老子是我国古代哲学大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下有些是阐述任继愈先生的观点，也有一些是我个人的看法）。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老子的事迹（《史记・老子申韩列传》）。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人，比孔子岁数略大，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任东周王室管理藏书的官吏。有时称他为“老聃”。“聃”指耳长，“老聃”即耳长的老者的俗称。据说东周王室衰微，老子离职而去，不知所终。我赞同有些学者的意见：《老子》不是老子亲自写成的，是他的后学在战国时期写成的，属于战国时期的韵文体，它忠实地记录了老子本人的思想。
《老子申韩列传》记载，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前551-前479年），他创立“私学”，授徒讲学，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孔子从人的亲情出发，倡导仁爱哲学，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道理平实、深刻。他不谈人的生死，“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不言“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他主张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在形式上维护西周的礼制，但灌注了新的思想，即仁爱思想，以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相互和谐的社会境界。所有这些主张，在老子看来，都是功利性的、世俗性的，不予肯定。老子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史记・老子申韩列传》）并认为像孔子这样直白地阐述自己的主张，表现出“骄气”和“多欲”，应当把这些毛病去掉。“骄气”和“多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功利化、世俗化。这很像是老子的口吻。
与孔子不同，老子所要探求的则是世界的本原问题，用哲学名词说，就是本体论问题。
老子哲学本体论可叫做“道”论。“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全书81章，直接谈及“道”的有77章。“道”字出现74次，运用形象、概念和推理方法，从不同层面阐述关于“道”的哲学。
在老子看来，“道”乃是勉强提出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对世界本原的准确描述。人们可以认识“道”，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道”，但人们所认识到的内容，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并不是“道”本身。《老子》第1章是全书的总纲，对“道”作了扼要论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段文字可以译成如下白话文：“道，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可是并不是常道。名，可以用文字来表述，但并不是常名。‘无’才是天地的开始。‘有’才是万物的开端。人们用‘无’去了解道的奥妙，用‘有’去体会道的创造。‘有’与‘无’同源于道，不过表述不同，它们都可以说是深远的。极远极深，这种玄妙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这里，老子提出了三个概念：道、无、有。什么是“道”？道是有、无的统一。什么是“无”？“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指没有形象，没有体积。它和具体的事物不同，指的是空间，是不确定性的存在。什么是“有”？“有”是万物的开端，指能够被人感知的事物的确定性。万物来源于“有”与“无”。有与无的作用是玄妙的，“玄妙”才是万物产生的根源。
关于世界的本原，老子并未用创造万物的“神”（上帝）的概念，在我国商周时期，“上帝”原指祖先神，能够创造一切；老子也并未用不同的物质形态加以描述，如金、木、水、火、土，作为世界万事万物本原的所谓“五行”。老子是真正的哲学家。什么是哲学？哲学是智慧之学，是从“多”中求“一”的学问，从“多”中抽象出“一”来，这种抽象是理论思维能力的表征；以此为土壤，才产生出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老子认为，这个“一”叫做“道”，分而言之，即“无”与“有”。战国时期儒家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在《易传・系辞》中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形而上”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后来，宋明时期的思想家们则认为研讨关于世界的本原、心性关系等都属于“形而上”范畴。也有思想家认为，形而上的“道”，即存在于具体的器物（或事物）之中。近代有人翻译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名著，名《形而上学》，这是采取了日本学者的译法。原来，亚里士多德写了讲义《物理学篇》（physics）以后，开始探讨哲学问题，将其著作命名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后篇》（也就是“写在物理学著作以后的哲学论著”），其实，这是十分简洁明了的。20世纪，“形而上学”渐变成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名词，成为静止、孤立、片面的同义语。这里要说明的是，《易传・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并无此义。
在25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已经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为什么后来没有引导创建近代自然科学？不久前有学者撰文《自然科学为何没有诞生在中国？》，认为最主要的一条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追求理性而是重于应用”（尤广建文，《北京日报》2008年11月24日转载）。但是我们从《老子》论“道”中可以看到深刻的理论思维，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对理性的追求。历史的事实是，老子提出的理论思维，到东汉时期被宗教化了，被引导到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信仰上去了，没有成为近代科学的来源。不过，在道教的一些典籍中也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科学的内容。
老子的“道”论，在《老子》第25章体现得分外鲜明。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译成白话文，即：“一个东西是浑然一体的，它存在于天地之先。无声无息，又无形体，它不依靠外力，循环运行永不停止。可以称为万物之母。我不知道如何称呼它，把它叫做‘道’，勉强叫它为‘大’。大叫做消逝，消逝到极远，从极远又返还。所以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国中有四大，人是其中之一。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自己）。”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中“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等，王弼通行本“人”均作“王”字，但却是按照“人”字注解的；“域中”，马王堆甲、乙本作“国中”。“天”、“地”没有意识，但“人”是有意识的；人体验到“道法自然”的真理，即世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道理，进而在“自然而然”上下功夫，不自以为是，人才能称之为“大”。
那么，“道”怎样演化为万物？《老子》第42章这样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对这一章，任继愈先生解题：“这一章从‘道生一’到‘冲气以为和’讲‘道’是万物的总根源。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只说明事物由简单到复杂逐渐分化的过程。前人注解虽多，但失于穿凿，替老子说了一些老子没有说过的话。可供参考，但不能当真。”关键是“一生二”的“生”，是否像人一样去制作一件器物？不是的。这里“一生二”，和“一到二”是一个意思，不是任何人（神）的有意制作。万物处于什么状态？在老子看来，万物都背负阴气而怀抱阳气，阴阳二气交互影响形成和气；和气就是对立面的统一，相反而相成。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形成归根到底，也是源于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例如，山的向日面，即阳；山的背阳面，即阴。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提炼出抽象化的“阴”“阳”概念。西周时的文献《周易》就试图用阴阳去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从而预测人的吉凶。《周易》中的阴阳变易思想对儒家和道家都有影响。《老子》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处处提醒人们不要走极端，强调“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第2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58章），已经看到了矛盾的转化。
不论是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当时的哲学家们都认识到事物中包含着相互对立的方面。在中国，思想家们强调的是相反而相成，即一元的和谐论，虽然儒家和道家在“相反”与“相成”中哪一方面占主导问题上有异议，比如儒家强调刚强，主张自强不息，而道家则强调柔弱，主张以柔克刚，但最终他们都希望对立的两个方面能够“相成”、“合一”，落到一个“和谐”的“道”上去。然而西方古代有些哲学家则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强调差别、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这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中、西方文明存在着差异。中西方古代哲学基本面貌的差异比较，更能突出各自的学术特色，这不好说哪一个更好，因为人类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多样性，各有特色，互相补充、借鉴。
可见，老子的“道”论包括：“道”是世界的本原；由“道”到万物，是一个逐渐运动、演化的过程，即“道法自然”的过程；“道”是万物变动的根源，它在万物演化中体现出相反而相成的作用。
老子“贵柔”的人生哲理
作为老子“道”论的逻辑延伸，老子强调阴、即柔弱的作用，提出了一套以贵柔、守雌为特点的辩证法思想。他从农业生产中发现，植物的幼苗虽然柔弱，但它能从柔弱中壮大；当它壮大了，反而接近死亡（见《老子》第76章）。他认为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最好是经常处于柔弱的地位，这样就不会转为坚强，即可避免走向失败、死亡的结局。
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道的运动是向相反方面转化，“反者道之动”，即物极必反。那么，人应当如何做？“弱者道之用”，柔弱谦和就是“道”的具体运用。老子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他问天下最坚固的是什么？一般回答：几个人合抱的大树也许是最坚固的，他的回答则是：不然。水才是最坚强的，表面柔弱，处于卑下地位，其流动不舍昼夜，有时甚至会摧毁一切。人应当像水一样，所以《老子》第8章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这段文字可译为：“最高尚的善像水那样，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争利；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道’。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诚实，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正因他（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所以才不犯过失。”
“上善若水”，老子称之为“无为”原则，“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道法自然”原则在人生哲理中的体现或具体运用。“上善若水”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如：人愿意把自己摆在“卑下”的地位吗?“自视甚高”是人之常情，处处自觉自己只是平民百姓中的一员，并非易事。愿意和社会的弱势群体做朋友吗？不受攀龙附凤、依靠权势观念的束缚，而自愿为弱者呐喊奔走，才真正领悟了“上善若水”的真谛。生活中谦虚谨慎，诚实守信，从水的流动中吸取智慧的启示。如果肩负重要责任，能不走极端，不搞大起大落吗？“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16章），“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48章）、“治人、事天莫若啬”（《老子》第59章），“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60章）、“为无为，事无事”（《老子》第63章）等，都在告诫人们不要强作妄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折腾”。在名利面前，能淡然处之吗？能堂堂正正做人吗？这些都可从“水”中获得启示。
老子所说的“柔弱”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人道”应当效法“天道”，一是指要有包容天下的宽阔胸怀。
“人道”效法“天道”，在老子看来，“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天之道不言而善应，天之道不召而自来。”（《老子》第73章）即：天之道不争而善于获胜，不说而善于回应，不召而自动到来，是自然而然的。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天道包含一切。在治理国家上，“圣人”依据“天道”，也就是“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49章）；当政者“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第9章）。人们无论做什么，都是随其自然，不要勉强、强求，保持平静淡泊的心境。
为政者要有包容天下的宽阔心怀。《老子》第16章：“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意思是：“认识‘常’（即常道），才能包容一切；包容一切，才能坦然大公；坦然大公，才能担当首领；担当首领才能符合自然；符合自然就是‘道’；符合‘道’，才能长久。”
将“柔弱”的这两方面内容综合起来，就叫做“常德”。“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为天下?，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28章）意思是：“虽然知道什么是刚强，却安于柔雌，甘作天下的沟溪。甘作天下的沟溪，永恒的‘德’永不相离，重新回到纯洁的状态，像个婴儿。”《老子》之所以被称为《道德经》，因为它的主旨论述了“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的“贵柔”人生哲学。因此，老子哲学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其“道法自然”的理论阐述了人认识的某些局限性，提醒人们谦虚谨慎，对自己的才智不要过度自信，以为自己了不起。他从反面论证，“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第20章）。意思是：“世人都那么明白，我却这样糊涂。世人是那么精明，我却在一旁沉闷。……世人都有一套本领，独我又笨又无能。我跟世人不同，在于我找到了根本（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思想认识是消极的，但从事物的辩证发展角度分析，它却时时提醒世人不要张扬，保持头脑清醒，谨防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把握“道”的大体，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也许这并非消极悲观，而是一种清醒剂！
同时，在中国古代，老子的“贵柔”思想对人们的养生理论和实践也作出了贡献。这要作专门的分析，这里从略。
总之，老子的“道”论思想和“贵柔”思想具有内在的联系，“贵柔”的人生哲理是老子“道”论思想在人生领域的体现和延伸，也揭示了“道”与“德”的密切关系。在此，我在任继愈先生《老子绎读》的基础上，谈若干体会，供各位朋友参考。谢谢大家！
（说明：陈战峰根据张岂之先生2009年1月1日上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所作学术演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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