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每个人对经济问题都有一些看法，就此而言，人人都是经济学家――这种“经济学家”的观点有一个行业精英、大款或皇城根经济学家往往不具备的优点，那就是真实。
《1929年大崩盘》，[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著，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2008年9月第6次印刷，25.00元
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初版于1954年的《1929年大崩盘》已出到第七版。作者在为这一版作序时不无得意地说：“每发生一次投机事件，这本书便会重印一次。”写这篇序言时他已89岁，如果此书2008年再版，或许他已不能再次作序，即便能够作序，面对2008年的金融大危机，美国人不接受历史教训因而屡犯同类错误的愚蠢，也会把他活活气死。
加尔布雷思为我们描述的1929年大崩盘与2008年美国的金融大危机之间，大致可归纳出六个相似之处。第一，不顾及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侥幸地对待金融业的虚浮繁荣，眼看着金融泡沫急剧膨胀，仍嫌投机的氛围不够浓烈。（见第63-64页）第二，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漠不关心，以为富人的富上加富才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象征。（见第125页）第三，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旗号刺激和放纵投机，引诱其他企业、普通民众甚至纯投机分子到金融业中“浑水摸鱼”。（见第22、36-37、14页）第四，为富人和理查德・惠特尼这样的恶人（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提供保护伞，默许这些人操纵股市，“坑你不商量”地宰割股民。（见111-115页）第五，当实体经济出现问题和金融业露出危机苗头时，上至总统下至金融监管部门的官员、金融企业的老总和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否认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严重程度，总是告诉民众：“经济的基本面尚好，繁荣仍将继续。”（见第10-11、18-19、69、85、86页）第六，当真正的有识之士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发出警告时，官家、媒体、企业界和学术界视发出警告者为“害群之马”，群起而攻之，说他们“严重破坏了美国的繁荣”。（见第51、59-60页）
捧读《1929年大崩盘》，读者可以了解到这次股市大崩盘的前因后果和代表性人物的“倾情演出”及其下场。它讲述的是历史，但对我们理解当下的金融危机颇具启迪性。在这里，笔者要与读者交流的是，这次大崩盘中出现了相对于金融史而言的新现象，即经济学家的“闪亮登场”。
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前夕，为扩大影响以便于诱使更多投资者自愿“上钩”，投资信托公司不惜重金，纷纷雇用“咨询顾问”。雇用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必须出自名校，二是名校中的名教授。（见第38-39页）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校的名教授们，把“金融天才”给自己分派的“诱饵”角色误解为“学富五车”的专业知识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抱着指点迷津和自己先富起来的良好愿望，义无反顾地委身于金融业的投机活动之中。
在这个行列中，团体性典型是哈佛经济研究会，它定期发布股市走势预测。1929年初公布的预测结果略显悲观，但这时股市牛气冲天，人们视研究会的预测是胡说八道。后来，这一团体吸取教训，总是乐观地预测股市走势，甚至大崩盘已经发生了，还不下十七次地说，“发生严重的萧条并不在概率的区间之内”。如水银泄地般的股市走势和长达10年的经济萧条证明这一团体的所有预测全部错误，等待它的命运是被迫解散。此后，哈佛的教授们“重又披上了惯常的谦恭外衣”。（见第103-105页）
个体性案例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费雪。他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经济思想史“殿堂”中有他的“神位”，“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和“货币经济学之父”是他的“神位”名号。费雪在这一时期特别活跃，他在股市大崩盘前夕的名言是“股价达到了一个具有永久高位特征的价位”。（第50页）不仅如此，这位教授自己深涉股市交易，结果是损失近1000万美元。用现在的美元币值衡量，这可说是相对个人而言真正的天文数字。为他立传的作者说，他的余生“负债累累，并在债务的重压下过着简朴的生活。”（[美]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与此同时，他还要不断地为自己辩解：“股市崩盘完全是一个意外。”此情此景，可悲可叹。
经济学家的“闪亮登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受雇于金融企业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我们不禁要问：他是独立、自由研究的知识分子还是靠经济学知识换饭吃的脑力劳动者？从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中的情况看，经济学家履行被雇用者的职责更尽心尽力。这样的事实说明，当经济学家除作为教授履行“传道、授业和解惑”的职责之外，还以“顾问”及其诸如此类的身份发表经济学“高见”时，由于他已不是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所以，其“高见”中或许会有特定行业、企业或其他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需求夹杂其间。现在，经济学家的身份裂变已是大量存在的事实，而不同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身份背后的东西，实在是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第二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美国版的经济学教科书总在突出和强调经济学是科学，且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中经济学家的表现会给这种观点致命一击。后来的情况表明，当时经济学家的预测大都错谬有加。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如果说经济学真是自然科学意义的科学，为什么依据科学经济学而来的预测总是与客观的经济事实相悖？或许经济学家们会辩解说，作出预测的经济学家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的经济学知识，所以他们的预测皆错。名校中的名教授如被冠以“货币经济学之父”头衔的费雪都没有真正掌握科学的经济学知识，到底谁真正掌握了呢？难道是那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高校中离开教室便没有任何专业话语权的经济学教师吗？1929年大危机中经济学家的表现告诉我们，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犹如天壤，所以它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既如此，当我们在价格听证会、项目论证会甚或大众媒体上见到经济学家的身影时，千万不要以为他是自然科学家意义的科学家。他为钱而来，拿报酬而去，为出资者说话是他的职责，从职业道德角度看问题，他没有错。所以，当我们聆听某个经济学家侃侃而谈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问题是：他的背景如何？他代表了谁的利益？
其实，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每个人对经济问题都有一些看法，就此而言，人人都是经济学家――这种“经济学家”的观点有一个行业精英、大款或皇城根经济学家往往不具备的优点，那就是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