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一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出版，德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中国热”。老子《道德经》因其内容不同于德国人早已熟悉的儒家思想，引起当年正在经历着意识形态危机的青年读者广泛瞩目。据我国学者张荫麟先生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德国出版
布莱希特就是在这种气氛中接触老子《道德经》的。据他当年的日记记载，他于1920年秋天，阅读了德布林（Alfred Doeblin）的表现主义小说《王伦三跳》(Drei Spruenge des Wang Lun)，这部小说令他十分激动和赞赏，这是因为它从头到尾贯穿了“无为”思想，而他却是生平第一次接触这种充满辩证法的东方智慧。《王伦三跳》取材于清朝乾隆年间山东寿张的一次农民起义，说的是青年渔民王伦，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打死衙门官吏，畏罪潜入南宫山避难。命运的挫折，促使他信奉了道教，决心不再与社会为敌。他伙同一些相信宿命的人，创建了一个名叫“无为”的组织，一边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一边做些扶危济困的善事。他们的行动虽然并未危及现存社会制度，却仍然引起官府恐惧和镇压，王伦被逼无奈，率领同伴们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作品以真实的细节描写，丰富的心理分析，松散的表现主义小说结构，描写了王伦从一个在社会上谋生度日的人，到宁愿做一个逃避现实的弱者，最后成为反抗官府的义军首领的经历。王伦一伙惨遭镇压，他在临刑之前说：“沉默，不反抗，我能做得到吗？”这样的自问，实际上是作者对当年的德国表现主义文艺派别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赞成暴力革命，还是反对暴力革命？布莱希特刚刚经历了德国1919年11月革命的失败，这样的故事，这样的问题，自然会令他心潮澎湃，而老子“无为”思想辩证法的魅力，更是引起他不尽的思索。
说起来，事有凑巧，他刚刚读完《王伦三跳》，9月中旬在家住巴登-巴登的文友弗兰克・华绍尔(Frank Warschauer)家借宿时，朋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德文版老子《道德经》递给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读过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与老子异乎寻常的一致。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说：华绍尔拿来老子给我阅读，书里的说法跟我的想法非常一致，华绍尔对此一再表示惊讶。此后，布莱希特大概又反复研究过老子《道德经》，因为他在1921年10月的日记里，又记下了与这本书有关的话：“我知道，水能淹没整个一座大山”。
《城市丛林》里的“美国梦”
上述日记里的话，大概是他创作剧本《城市丛林》时记下来的，同样一句话也出现在这出戏的对话里。《城市丛林》创作于1921-1922年之间，1927年出版之前又做过一次修改。为了表现资本主义大城市里人的异化问题，布莱希特第一次借用了《道德经》的“水”这个象征物，表现剧中两个主要人物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城市丛林》是布莱希特早期代表剧作，从形式到内容颇似日后的“荒诞戏剧”，它以丹麦作家约翰内斯・威廉・严森小说《车轮》故事为蓝本，借用英国作家吉卜林小说《丛林故事》的寓意，以美国城市芝加哥为背景，描写了乔治・伽尔伽一家从农村流入城市谋生，在与木材商人史林克的争斗中惨遭毁灭的故事。这是一出最早描写“美国梦”的剧本，芝加哥被描写成一片野兽出没的热带丛林，在那里人们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规则。其中有一段史林克与伽尔伽的对话，与他1921年日记里那句话一模一样，这句台词表明，作者试图运用研究老子《道德经》的心得来提升作品的哲理内涵：
史林克：打从认识你那天起，我看见你就是这么一幅软不塌塌的样子，没有别的……
伽尔伽：我见书上说，柔弱的水能淹没整个一座大山。我很想看看你的面孔，史林克，看看你那副该死的，像毛玻璃一样让人看不清楚的面孔。
这段对话里的“水”与“山”形成了“弱”与“强”的鲜明对比，而实际上本来处于低洼地带，既无形又“柔弱”的水却比山还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淹没整个一座表面看来既高耸又强大的山。布莱希特把这幅表现强弱对比的自然画面运用于剧本里，借助伽尔伽和史林克这两个人物的斗争，寓意老子“柔弱胜刚强”的理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
借用水和山来比喻弱与强互相转换的辩证法，对于欧洲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新奇的表达方式，老子自己称其为“正言若反”。更为新奇的是，史林克为了从精神到肉体控制乔治・伽尔伽，提出购买他的一本低劣小说的创意，乔治拒绝出售，他因此被就职的图书馆解雇，断了一家人的生活来源。这时，史林克趁隙而入，为了彻底控制伽尔伽，把自己的家产和股票悉数送给了他，还声言要亲自养活他的一家人。用赠送家产和股票的方式，来控制和战胜对手，这样的斗争方式，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岂止新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大概是为了让德国读者理解吧，布莱希特给木材商人史林克虚构了一个马来华人的身份。他的意思显然是说：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懂得用被动方式征服敌人的智慧。史林克这种制服伽尔伽的谋略思想，显然是来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六章的一段话，即“……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老子这种“欲夺先与”的辩证思维方式，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想把老子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剧本里，借以揭示刚刚开始的那场“美国梦”的实质。从这出戏以后，读者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会发现他对老子智慧的运用。
“礼貌的中国人”
1925年，布莱希特在《柏林交易所快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三百字的“豆腐块”文章，标题是《礼貌的中国人》，译成中文是这样：“我们的时代很少有人知道，一项为公众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多么需要报答呀！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像礼貌的中国人那样，如此尊敬他们的伟大智者老子，他们为此虚构了一则故事，说老子从年轻时代，就教育中国人如何生活的艺术，当他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翁时，离开了家乡，因为人们越来越失掉了理智，使这位智者的生活陷入困境。他面临的选择是，要么面对人们的不理智忍气吞声，要么反其道而行之，离开这个国家。在国界上，有一位关吏迎面走来，恳求他把自己的学问为他写下来，老子唯恐自己礼貌不周，满口答应满足他的愿望。他把自己所有的生活经验，都为那位礼貌的关吏写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写完之后，他才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中国人用这样一个故事，感激《道德经》的成书，至今他们还遵照它的学说生活。”
这个关于老子的小故事，中国读者一看便知，它来源于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关于老子的记载，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德国随着众多《道德经》译本和解说著作的流传，在知识界已经是耳熟能详。它给布莱希特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变化，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
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后，他被褫夺国籍，逃往丹麦避难，他感到自己像老子一样，成了一个不得不离家出走的知识分子。1938年他在丹麦斯克夫波海滨一座茅草屋里，把“礼貌的中国人”这个小故事，改写成一首叙事诗，取名《老子流亡途中著“道德经”的传说》，1939年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德文版》上。这时，布莱希特关心的不再是“礼貌”和“感恩”问题，他更关注的是对待法西斯势力的态度问题。诗歌描写流亡的老子在牵牛少年引领下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询问老子有无需要上税的珍宝。少年代老子答曰，他只是个教书先生，并无珍宝。关吏凑趣似地问道：“他弄清了什么道理？”少年说：“流动的软水，天长日久亦能降伏巨石。你明白，失败的是那坚硬的东西。”
这几句话构成了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流水虽然柔软，但天长日久它能穿透坚硬的巨石。寓意反法西斯斗争，目前虽然处于不利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个柔软的水可以降伏坚硬巨石的比喻，显然来自老子《道德经》第78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接着说：弱能胜强，柔能克刚，天下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却无人去实践。在第43章里老子又说：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够征服天下最坚硬的东西，无形的力量能够穿透无缝隙之物。老子这种对水的性质的描写，启发了布莱希特的文学思维，他在这首诗里借用老子对水的赞美，表达他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信念。就在创作这首诗的同一时间，他还创作了一首《水车之歌》，效仿老子的榜样，歌颂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墨子/易经》里的辩证观
整个流亡期间，布莱希特效仿中国古典哲学笔法，针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陆续撰写了一系列小故事，被他统称为“易经”（Buch der Wendungen）,由于多数故事的主人公称“墨子”，所以战后，当学者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出版时，被命名为《墨子/易经》，简称“墨子故事”。德国学者误以为这些故事是布莱希特研究《墨子》的心得体会。其实不只是《墨子》，其中所涉及的中国古典哲学知识相当广泛，除了《墨子》之外，还涉及《易经》、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杨朱》、《孙子兵法》等等。这些小故事，其实是供读者进行辩证思维训练的“精神体操”，其语言之精炼简洁，内容之发人深思，与老子《道德经》有异曲同工之妙。
书中有一则小故事，标题是《一个国家不需要特别高尚的品德》，中国读者一看标题便知，这种“正言若反”的表达方式，一定跟老子《道德经》有关系。讲故事人举了两个例子，一个说：如果一场战役的计划制定得不好，它的目标对于待命的军队来说过于庞大，不利于计划的实施，那么士兵们必须特别勇敢。结论是：具备特殊勇敢的美德，士兵们才能完成愚蠢的将军办不到的事情。另一个例子说：如果面包牛奶价格高，劳动收入少或者没有工作，穷人就必须有特别高尚的品德，他们不能偷窃。在这种情况下，富人是赞成这种高尚品德的，他们不赞成偷窃，甚至还会迫害周围那些偷窃的人。这是因为处境不同，对道德的理解也不一样。你不能说那些偷窃的人不赞成高尚品德，你只能说，若是能买得起食品，他们会认为“不偷窃”这种品德是无用的。结论是：需要特殊品德的国家，肯定是管理得不好的国家。同样的故事和议论，也出现在《大胆妈妈》第二场戏大胆妈妈与厨师的对话里。这说明这则小故事与剧本《大胆妈妈》是同时期创作的。作者在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显然是想到了老子“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第18章）的论述，正是这种对病态的乱世充满辩证法的观察，引起了同样处于乱世的布莱希特的共鸣，启发了他的艺术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