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涵正式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到现在，正好三十年。回过头去看他的创作道路，很有一些东西可以总结。
如大致地分一下，我以为，他的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这其中的变化，源于他自己的努力和追求，也源于不同时期文学氛围的诱引和推动。他的文学野心始终蓬勃存在，并不因年龄和写作经历的增长而稍减，他始终
他最早的较有影响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马老师喜欢的》，发表在《江苏少年文艺》，时间是1979年。这篇作品获得了江苏的儿童文学奖，他自己也甚为满意。但时过三十年，现在重读，我们会发现，其中确有感人的东西，作者的叙述语言也有自己的特点，然而作品毕竟还是幼稚的，那一时代的急于想说明一些什么的创作习惯在此中也有体现，整个小说真正的内核就是一次家访，读后的感觉是单薄的，不厚实的，因而后面收尾时的拔高就有了明显的跳跃感。当时，整个儿童文学界尚在复苏期，所以这样的能透露一点感人的春天气息的新作，自有其不可抹杀的功绩。他随后还有一些小说陆续发表，大多是温馨而有儿童情趣的，文学质量也大抵相似，这可视为他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我认为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高潮，可以他的《男子汉进行曲》为代表，时间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时他的创作相当活跃，作品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以《男子汉进行曲》为例，这个短篇的文字并不比“马老师”多多少，所写的是考试前一个男孩在女生面前的一段内心独白，事情比前者更小，更短暂，然而丝毫没有单薄感，结构上也没有一点人为的拔高或跳跃，一切顺理成章，读后只感到真实而充实，小男子汉的形象也十分丰满。我想，关键是作者找到了如何把自己的真生命，和自己所要表现的人物的生活，巧妙地融为一体。小说中的男子汉在体育比赛中跑了第一，但女生还是看不起他，至少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赞扬他、仰视他，而他是那样急迫地等待着这种赞扬或仰视。他知道其中的原因，是自己考试成绩不好，还有两次在考试时偷看，被女生俞小雯发现了。这次他发愤了，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坚信自己能够考好。当别人都还在紧张地备考时，那个始终能考一百分的俞小雯闲闲地拨弄橡皮，一点也不紧张；而他也不紧张，他不时地用脚打着拍子。“俞小雯看了我一眼。看什么？这是男子汉进行曲！”小说中的男子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梅子涵自己，他自己也是十分注重外界的评价的，对于自己认为已达到的高度而外界未予足够的赞扬他也会有抑制不住的不平或愤怒；但他不因此而消沉，他会更加努力发愤，要以新的更明显的成绩“做给你看”。这是童心不泯的体现，也是他的可爱之处。在这一阶段，他把内在的生活积累与所要表现的人物，把成人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儿童的心理、儿童的接受能力，结合得甚为完美。这篇《男子汉进行曲》堪称少年文学佳作，今后如有人写新时期儿童文学史，一定不能遗漏这样的作品。
然而，当时的文坛，更注重的是“突破”和“探索”。我曾研究过那一时期的文学气氛，我发现，真能在那时脱颖而出的是三类作品，即在思想上有“突破”，能引发轰动效应的；在艺术上有“探索”，让人觉得形式新奇无比的；或者内容和形式都落入流俗，但能抓住人，能拥有大量读者的。这三者之外的真正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人的文学”，即那些厚实隽永、拥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却很少有人喝彩（我曾把这些观点写入我的一本《逃出“怪圈”》的小册子）。这在中国，本是正常现象，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能冷静待之。比如成人文学界的汪曾祺、林斤澜等，就都在度过一个很长的阶段后，获得了普遍而极高的赞誉。但梅子涵却更像一个迫切的男孩。他渐渐和几位很活跃的“探索型”作家走到一起，当然他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创作个性，他选择了自己最为欣赏的塞林格的路子，刻意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述节奏融入自己的创作。他写出了《我们没有表》、《双人茶座》等一批作品，时间大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这就是他的第三阶段吧。在他把短篇小说《双人茶座》寄给编辑部时，还专门附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你们写评论的话，要从我的某某探索点上下笔。这信后来也发表了。这种急切地要求别人发现并承认自己的探索的心情，与他笔下的考试前的“男子汉”，何其相似乃尔？
不能说他的这些探索作品都不成功，但我以为，与他的第二阶段相比，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离儿童远了，离儿童的审美习惯远了，离他自己内在的真生命，也有了一些疏离（虽然离得还并不远）。这一阶段，他受到过一些老作家的批评，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自己的压抑和悲愤。但他仍在努力，并不委靡，仍坚守他那男子汉的向上的冲劲。
这样，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梅子涵迎来了他的真正的黄金期。最初的转机出现在1995年，他的散文《玩的暑假》一反前一时期相对晦涩的风格，对儿时的暑假的游戏历历如数家珍，透露了他立志“变法”的端倪。随后发表的短篇小说《曹迪民先生的故事》，津津有味地诉说着初入学的少年曹迪民的尴尬故事（包括在教室里小便那样的特大洋相），却非但没有一点“教育”的意思，反而处处伴随着一抹愉快的欣赏的笑意。这篇大出人们意料的作品获得了普遍的喜爱和好评。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他写出了《李拉尔的故事》系列（北京出版社）和《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系列（新蕾出版社），他兴趣盎然地追求一种曾被周作人称为“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风格。这些作品的内容，多为不加掩饰地描摹孩子们充满童趣的动作、语言、思维，它们都有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成分，或者说，都是很可笑的。对这样的事，长大了的孩子忙不迭地要遗忘或掩盖，成人则往往会忽略它们，或认为这类乱七八糟的事根本不值一提。而现在，一位作家把它们认真地、像宝贝似地拾掇起来，细细地、充满感情地摆布开来，像开演正规的大戏似地一幕幕地展示它们，这就不免让人惊奇了。于是，孩子们都笑了，那是一种羞涩而会心的笑。大人们也笑了，那是一种喜爱的笑。在拙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将这一类型的作品归入“自然的母题”（诺索夫的好些小说，任大霖的那篇在上世纪60年代极显另类的《我的朋友容容》，在性质上都与之相近）。它们是儿童文学中一个极重要的品类。梅子涵在这些作品中，真正找到了自己，或者说，找到了最完整最独特的自己。这就是他的第四个阶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梅子涵的这些充满童趣的作品，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纪实小说”，它们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我简直不相信谁能编得出这样的故事。正如他写的《女儿的故事》、《曹迪民先生的故事》一样，这些故事都曾真实地发生在孩子们身上，他至多是在真实的基础上作了些艺术改造而已。如《我们的公虎队》中的戴小桥上小学报名时，对老师谈起自己的理想，他说：“要当警察……要开飞机……还有……剃头！”差点没把一旁的妈妈气死。这是真正的童趣，是极具个性，而又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担当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原始的完整”这一天性的。这样的作品，真可谓“成如容易却艰辛”，它有着内在的严肃性，也有很强的文学性。目前市场上部分畅销的快速编造的简陋的搞笑故事，是无法拿来同它相比的。
梅子涵的第四阶段已延续了十几年。他还不老。以他的男子汉的性格，他还会给我们以新一轮的惊喜吗？他是不是听到了过多的赞扬？他会不会因为没有了先前的压抑感而不再发愤进取？我们等着他男子汉式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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