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7年12月5号下午，我在海外的大学任教，收到曹卫东博士的手机短信，他说余虹走了，我很震惊。我一生很少失眠，但那一次我却连续失眠一周。
在北京学者当中，大概我住的地方离余虹是最近的，见面也是最多的，谈得大概也是最深的。余虹走后的一段日子里，我
余虹走了，他为什么走？而且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我感到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当代中国学人思考。我不太赞成当一个思想者走了以后，将他无限拔高，也不赞成去找一些无所谓的生活细节来填充人们苍白的心或是习惯锁孔新闻的耳朵，我赞成的是依照他所追问的问题去继续思考并深究根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迷茫中寻找思想创新之路。记得2000年，我在国外任客座教授两年回国，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学者做西学并在中国推进西学思想已20余年了，为什么越来越迷茫？我和余虹都是做西学的，他做海德格尔研究，我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并且经常交流看法。可以说，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做艺术本体论，到80年代末期做解释学、现象学乃至于解构主义，大抵沿着20世纪西学最前沿的方法论做下来。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走向了市场，有一部分在精神突围，还有一部分守留在学术的原地，但是这块学术变得并不那么可爱了。
后来，余虹我们俩都搬到世纪城。他到我家，探讨的是“问题和立场”。其实，这意味着中国学界的一种思考的转向。当我们觉得西化的独断性、唯一性、普世性等不再合法和绝对，而是有人为的意向虚无性的时候，那么我们应思考一下本土问题和中国立场。《问题》和《立场》成为他主编的两本刊物，我都参与了创刊号的组稿和撰稿。《立场》前前后后经过了很多的波折，每一次波折他都到我家里跟我谈。我知道，我当年和刘小枫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的时候也是很艰难的。出刊物就是对这个国家、文化负责任，也为思想者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一个漂泊的小船，大家可以在上面同舟共济，发挥一点点思想的热量。
在我看来，《问题》《立场》这两个题目都起得很好。但是我想问的是，它们是中国问题还是西方问题？是东亚问题还是人类问题？是古代问题还是当代问题？这些问题和一百年前“五四”时期中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我更加强调的是当代中国问题和当代中国文人、中国知识者的立场，尤其强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指纹、知识身份和文化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他就是一个没有指纹的无指纹者，没有这些，他就会糊里糊涂地为西方说话和说西方话，而忘掉自己苦难的本民族精神的学舌者。
我和余虹对这些尖锐问题做了多次讨论，有时候还相当尖锐。在我和余虹无数次的交谈中，我觉得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一个单面人的群体。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文人，还是近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的情感世界是很丰满的。但中国知识分子当下面对的是无尽的教学写作出版，无尽的会议和行政工作，无尽的各种评比和图表统计、无尽的答辩和项目检查，而其他方面的精神自由和生命爱好被压缩了―――应该用整个心灵去思考和写作的生命时间日益零碎化。对此，我和余虹经常感慨。我们与张志扬一块谈话的时候，他听到我们在北京的学者居然“五项全能”，就是教学、论文、评奖、项目、行政工作这五项一项都不能少，而叹为观止！他说，难怪很多学者终其一生做了很多琐碎的事情，却出不了一本真正的代表作。
余虹当时跟我说，他要写一本《文学知识学》，但他最终没有完成。他曾设想在这本未完成的书里要谈的是中国知识的体系、构架，试图从两种知识碰撞当中揭示21世纪人类应该建立怎样的知识。他的体系是丰满的，他的陈述是充满建设性的，甚至还想在创新上作出努力，但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他思想中的精髓―――他很重要的代表作了。
余虹有一个习惯，他每次有了好的想法总是要电子邮件传给我看，但是我从来不把我的文章传给他看。我的想法是把一篇文章写完并确定思想以后才示人。但是，余虹很愿意在思想刚刚呈现一个芽、慢慢长出一片叶时候，将这些思想生长的过程展示给大家。余虹是很感性和诗性的人。有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知识学体系构成的时候，他的情感世界是暗淡无光的，而且也不敢呼唤光。很多知识者，如北大、清华、人大等的一些教授、学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查出来就是癌症晚期，痛苦地度过余生。说句直白的话，当代知识分子不快乐。他们从内心到外在都被焦虑所填充着，那些看破了红尘、感受金钱魅力的人就更加单面化了。
余虹和我的共同想法是，努力摆脱文人学人枯燥乏味的单面式的生命方式。摆脱的方式就是要进入艺术世界，让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在艺术世界中软着陆。他开始关注中国当代画家，并花了很多精力为他们写评论文章。但说实话当今中国艺术家值得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拿着放大镜去揣摩，去神交的艺术家越来越少。现在艺术家在经济突围以后放弃了自己，艺术世界瓦解了。
不过总体而言，我认为进入艺术的精神世界是我和余虹的一个努力方向。有一次在香山开会，窗外有一大片的绿草地，余虹忽然提议和我出去散步谈话。在绿色的草地上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谈中国知识分子经济困境和尊严问题：教授退休后还能有何作为？可以说，退休以后处境是艰难的。当一位教授熬尽心血写作，极为低廉的稿费既换不来内心的快乐，也换不来学者起码的尊严。他认为，中国学者仅仅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是很难的，经年累月呕心沥血写作数年，出版一本书稿费能有万元就已很不错，五四时期的教授能养活一大家人，今天的教授养活自己也很不易。我说，大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我们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既不可能下海经商赚钱，也不可能像海外大学那样待遇优厚。我们只能在努力写作的当中善于保护自己、爱惜自己，当我们自己不爱惜自己的时候，就没有爱惜的人了。
余虹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我没有看到一个教授流过眼泪，但我看见余虹流过泪。有一次在广州暨南大学开会，一个学者谈到余虹一本书的翻译有问题，同时也批评了其他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余虹没有说话走出去了。等我出来看他，发现他望着天空默默地流泪。我知道他不能容忍他人对他所思考的学术的肆意批评，也不想别人把很友好的知识联盟说的很糟糕或者歪曲误读。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无端指责，《老子》有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没有人骂你，没有人批评你，你是做不起来的，我认为你做得对，没关系。从这些我能看出，余虹是一个真性情、真血性的人。我们很多做学问最后做成了灭绝师太，做的已经没有表达自我情感的能力了。
余虹的最具有创造力的学术没有做完，这未完成的交响曲令人遗憾。我觉得如果给他以时间，他会成为中国很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知识性的思想家、理论家。当我看见窗外余虹的时候，他想说的话，我慢慢明白了，他让我好好做下去，因为我们是经历过苦难的一代学者，肩负着中国文化重建和中国文化输出的学术大使命。当年77级高考考进重点大学的考生为万分之一，然而今天留下来的能够成为比较知名学者的大概又是当时大学生的百分之一，最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比例大概为百万分之一。这是多么珍贵的文化资源！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学和西学根底本来就单薄，一些学养不够的人容易看风使舵，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思路，在学术制高点上去透彻地审视东方西方，找到自己立场的学者少之又少。所以我说，余虹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思想曲，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话题。
文化上的哀伤或思想上未完成的遗憾，成为了我们永恒的痛。冷酷的命运本身限制了余虹，使他未能走得更远。而中国问题却不会终结，相反会更加突兀地呈现在新世纪，使一批学者在“人类问题”和“中国立场”之间走得更远。这或许是追思的意义，也是生者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