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为《我的前半生》撰文多篇，尚有言之不足或言未尽意的地方；受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点将录”之说法的影响，故云。
一、两位值得纪念的人物――申伯纯和杨东莼
申伯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供职于政务院，担任政务院秘书厅主任。据说，战争年代他就长期跟从周恩来。在政务院的中层高级干部中，他的年龄特别大，后生晚辈们均尊称其“申伯老”。
人们提到周恩来，往往忽略了他另一个重要职务――全国政协主席。申伯纯身兼多职，包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溥仪在1959年特赦一年之后，便被周总理安排到申伯纯属下担任“文史专员”。因此，申伯纯与《我的前半生》结缘是必然的。
申伯纯为《我的前半生》所做工作，首先是穿针引线的组织协调活动。
1961年5月，群众出版社在决定推翻溥杰为主要执笔人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由李文达“另起炉灶”撰写这本书时，就提出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申伯纯参加指导”。他大约做了如下事情：第一，申伯纯“提议将《我的前半生》初稿略作修改，先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个别章节”（详见贾英华《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溥仪署名的《复辟的形形色色》《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我第三次做皇帝》三篇文章，分别属于李文达“另起炉灶”一稿和杀青前的清样，因申伯纯的指示，在《文史资料选辑》上让读者先睹为快。第二，1962年11月24日，他召集阎宝航、王述曾等七人，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内部讨论《我的前半生》；同年11月27日，邀请来八名历史学者座谈《我的前半生》（据李文达在《我的前半生》杀青前，写给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报告说，第九名是学部历史三所李新研究员，但座谈会发言原始记录和发言纪要，均未出现李新的谈话内容），并联名杨东莼，向中央统战部汇报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写出了当代出版史上的重要政审文件“杨申十条”（详见《出版史料2008年第1期拙作“《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补记篇”）。第三，因为群众出版社事先预期的由郭沫若对《我的前半生》进行校订一事未实现，申伯纯约请与郭沫若政治地位相匹的张治中撰写详细的审读意见（详见《纵横》2006年第12期拙作“张治中审阅《我的前半生》”）。第四，约请国际法专家梅汝?对《我的前半生》发表意见。第五，当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提出《我的前半生》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想法（其实质似乎指向中华书局），将这一情况迅速告之群众出版社，表示他认为应该在群众出版社出版，引起社方总编辑明确提出“所有制”问题，把这本书的出版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第六，代表中央统战部主持《我的前半生》杀青前后的一系列活动。
其次，申伯纯为《我的前半生》书稿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
他说：“溥仪以人民的立场，对于过去敢于揭发，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他的生活历史几起几落，以及最后达到今天这样，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事，尤其是能以这样立场把过去都写出来，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申伯纯对《我的前半生》的整体看法，配合了周恩来的观点。
李文达完成“另起炉灶”一稿本之后，群众出版社仅向部外送出了一份供政审之用，即申伯纯审阅稿。他具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根据当时党的“七千人大会”已经召开，对书稿中歌颂“58年大跃进”的部分提出异议。但二稿本成稿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召开，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申伯纯便未再提上述“还没考虑好”的意见。但他对书稿中某些重大内容的取舍，决策还是非常果断的。譬如，当梅汝?看了《文史资料选辑》上转载的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作伪证，否认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的内容，不赞成这样写，认为会引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翻案。申伯纯则说：“我看没关系，这是证明溥仪改造的成功，日本人也翻不了案。”他的这一见解，成为后来历史学者座谈会上的主调，导致“定本”中保留了这部分内容。
关于杨东莼的情况，《纵横》2007年第11期拙作“杨东莼审阅《我的前半生》”有详细介绍。杨东莼作为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排序在申伯纯之前，但申伯纯主持该机构工作，约请杨东莼在《我的前半生》审查之事上帮忙。杨东莼所起作用或特点如下：第一，强调此书文字风格以朴素为好，以与作者身份相适应，从而影响了后来召开的历史学者座谈会，成为对“另起炉灶”二稿本批评的主调，导致“定本”的文学性大大削弱。第二，杨东莼喜欢这部书稿的后半部分，这与许多历史学者包括他的老搭档申伯纯更认可书稿的前半部分迥异。这是杨东莼的独到之处。第三，杨东莼呼应申伯纯“证明溥仪改造的成功，日本人也翻不了案”的观点，力主书稿保留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作伪证的内容。第四，杨东莼建议书稿要有描写溥仪回归社会以后新的生活的内容，在观念上开《我的前半生》续作之先河。申伯纯也有这样的主张，但他审阅“另起炉灶”一稿本时并无此说法，因此，可以看做申伯纯是接受了杨东莼的认识。第五，关注书稿中细小问题的考据。譬如，他问溥仪：“载沣见没见光绪？是否如此？”溥仪回答：“按理讲，是看不见的。”李文达补充道：“载沣日记里没说见面，光绪死得很快，载沣是在外面‘跪闯’‘上宾’的。”第六，杨东莼提供了一份几千字的完整的《我的前半生》的审读意见，可与张治中的一份几千字的完整的审读意见相媲美，共同构成《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此外，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排序在杨东莼、申伯纯之前的王世英，也为《我的前半生》提出了修改意见。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时间并不长，便转任中共中央的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依然恪尽职守，为属下的著作把关。
二、历史学者群体的声音
我国现代，有一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以李大钊为龙头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除守常先生英年早逝，在京的多数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溥仪的这本书的审读活动（详见《出版史料》2006年第4期拙作“《我的前半生》档案记略”）。
郭沫若阅读了“另起炉灶”二稿本。1962年11月27日座谈会上，学部一级研究员侯外庐说：“郭老临离京前收到了书，一口气看完了，说是写得很好，有文采。看完书就走了。”
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翦伯赞在历史学者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发言次数也最多。他呼应郭沫若赞扬二稿本“有文采”的看法，说“我认为文采越多越好，我不喜欢看干巴巴的历史书……”（笔者按：2007年1月，以二稿本为主体的“全本”问世后，当代学者李洪岩、王学泰等人也著文赞扬它的文采，王学泰批评“定本”略输文采，通过史料说明溥仪早年是一位具有相当的文学创作能力的人）遗憾的是，郭沫若、翦伯赞的这些看法，并没有被采纳。
根据座谈会上侯外庐的阅读感受“浪漫主义就是从心理写起，以个人为中心，不着重写实在的环境”，翦伯赞补充道：“心理描写是有好处的，只要不是写成唯心的……不要把历史的行动说成你个人的行动，而是历史拖着你行动，有各种鬼魂拉着你，那个拉你的力量，要作为阶级的力量来看，而不是你心理上的力量……”
翦伯赞还提出劳模或普通群众的稳定性问题，即书稿中的孟泰、王崇伦、方素荣等“将来出不出问题”。在“定本”中，一些劳模的活动皆被删削，由于溥仪坚持保留有关方素荣的内容，这部分内容被压缩后保留下来。
侯外庐在历史学者座谈会上，经常与翦伯赞一唱一和，交替发言，但仔细品味他所表述的意思，要么与翦伯赞打太极拳，要么颇具哲学意味。譬如，翦伯赞完全赞同梅汝?的观点，并进一步申说，即使溥仪到东北做皇帝是自愿的，也应该违心地说是被日本人强迫到东北去的，从而堵住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翻案的口。侯外庐则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时设了圈套，溥仪自愿去钻，软性处理了翦伯赞的言论。翦伯赞坚持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运用阶级与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溥仪。侯外庐则通过对书稿浪漫主义艺术特色的分析，提出“从心理着手，又须使人看了像真的，必须让人看着像真的才行”，即如何把握人的社会意识的真实性或迁移性问题。《我的前半生》已经出版四十余年了，笔者是认为溥仪确实被共产党改造好了，但仍有一些人向我提出“溥仪真的被改造好了吗”的问题，或许这是研究《我的前半生》永恒的话题。
在历史学者座谈会上，有两位学部历史三所副所长发言。黎澍对“暴露”问题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暴露的要有区别一些，比如胡适要大暴露，而王国维，则要留点情”。进而提出对暴露的人要“排表”、“排队”。刘大年则提出了“不朽”的概念，他说：“这是一本自传，文艺性的自传，现在这本书已达的水平，是大家都承认的，我觉得，还可以加工，写得更好一点，写成一本――这是在这个圈子里说的―― 一本‘不朽的书’。”元史专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翁独健认为，此书有两个作用，一是保存史料，一是教育意义，因此最主要的要求是自然真实，使人相信。他坚决维护申伯纯关于溥仪东京国际法庭作伪证问题的见解，说：“关于日本法庭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不由溥仪的事情来决定……这件事早晚是会被人查明的。我们是搞历史的，多从历史考虑，而读者，是要求写得真切……”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室主任李侃，是代表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参加座谈会的。他的某些见解很学术，譬如“附录部分，未发表过的可附，已发表的不必附”。后来的“定本”删去了“全本”的所有附录。检“全本”中的附录，多摘自国家档案馆，许多内容难辨当时是否公开发表。但确有极富价值的文字。譬如“康有为致吴佩孚函”，便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政治文献。
当我第一次接触北京大学邵循正的名字，感到陌生。问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才知道邵先生是国内顶尖的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专家，“不是一级就是二级教授”。邵循正在座谈会上发言不多，他关注的问题较为细小，“史实真伪无确实把握的不写（如荣禄准备请慈禧、光绪到天津阅兵，乘机发动政变）。”“有些使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感到不愉快的事实要删（如婉容初生婴儿被投入锅炉）。”对于后者，侯外庐认可了邵循正：“要注意，凡是令人不能相信的，以及个人私事，如皇后的恋爱，似乎可以不写。”翦伯赞则驳击邵循正和侯外庐：“我觉得那段还要，可以写出日本的罪恶。日本人想制日本血统的皇帝的。可以写得皇后无罪，罪在日本人。”或许还是翦伯赞理解溥仪的真实意图。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何?之，在历史学者座谈会上未发言，但几天后向采访他的李文达讲了对《我的前半生》及座谈会的看法。第一，“翦老那样说，我不好顶他（指如何对待溥仪东京国际法庭作伪证的内容）。”第二，“有人说要突出皇帝改造过程的特点（指翦伯赞、侯外庐、黎澍等人的言论），我以为特点已写出了。”第三，“我本来就怀疑它不是溥仪写的，也不信是溥杰的手笔。你们公安部这件工作是做对了。”关于第三条，包括溥仪本人在内的所有参加历史学者座谈会人员，均是彼此心照不宣的。还是何?之想得周到。
吕振羽和吴晗在这次座谈会邀请名单之中，但碰巧出差未到会。据贾英华《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范文澜，也参与了《我的前半生》的修改工作。
三、来自公安部的认识
因为重写《我的前半生》组织行为的起点在公安部，所以，公安部有关人员接触这本书比申伯纯要早。
首先，必须谈一谈徐子荣（笔者按：2006年初，我曾就《我的前半生》诸多问题请教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他曾岔开话题，深情地忆及与徐子荣的交往。又有知情的群众出版社老同志跟我说，你写的文章没有突出徐子荣）。
素有“忠厚长者”美称的徐子荣，作为当时的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公安部方面撰写与修改《我的前半生》的最高指挥者。尽管未见文字的具体审读意见，但有大量资料证明，《我的前半生》成书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是经他指导或由他批准后进行的。著名作家老舍之所以有对《我的前半生》颇有见地并起到了直接作用的审读意见，是因为徐子荣亲自署名的介绍信交由总编辑姚艮和执笔人李文达送递老舍后产生的。老舍对公安部给予他的信任，感到兴奋，以至在一次文化名人聚会的沙龙中，夸耀此事，使得老舍的这件事，又通过一定的途径，迅速地反馈回公安部。
笔者在《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2日第3版的署名文章“与《我的前半生》相关的几封信件”中，曾提及公安部内部研讨会。那么，1961年8月15日，公安部的干部针对《我的前半生》说了些什么呢？
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说：“不要拘束在政策宣传上，旗帜仅树在这一点上就单调了，而是要写出我们的时代，写出历史的道路。这样写自然也起到了政策上的宣传作用。要通过溥仪的大半生看到封建制度的崩溃、死亡，帝国主义的阴谋和最后被赶出去，也看到皇帝在社会主义社会受到改造……”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沈秉镇说：“溥仪的改造是由三方面决定的：客观时代、政策感召和所方工作。”公安部办公厅政研室主任陆石说：“决定他改造的因素，是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公安部经济文化保卫局长夏印说：“写的是溥仪，但又不单是写他，而是作为集团代表人物来写的。”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姚艮说：“人物，除了溥仪之外，还有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如罗振玉、郑孝胥，也要力求刻画出来。”公安部治安局局长于桑强调：“可以渲染，但务必真实。”关于这本书的体裁，大家一致认为，应以第一人称的回忆录形式为好。
由公安部和沈阳军区双重领导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也曾为《我的前半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代表人物所长孙明斋上校和副所长金源少校，梳理所方的认识后，给群众出版社来函，订正二稿本的一些说法，以下试举三例：“一六七页13行……是当过军管区司令官的老肖……肖犯玉琛的职务是少将参谋长，未任过司令官。”“一六九页6行……最令所方头痛的，还数大下巴……我们的意见，‘头痛’最好改表现最坏的大下巴。”“二二五页至二二九页，关于‘一封日本来信’问题。这封信不是事实，是虚构的，删去为好……”（笔者按：李文达于1960年七至八月间和1961年5月29日，曾两次到抚顺搜集写书的相关材料，但李文达和溥仪都不知道这封信是虚构的。《我的前半生（全本）》问世时，在“一封日本来信”下作了编者注）
此外，兄弟单位最高人民法院的李培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李放，也参与了《我的前半生》的审读活动。
四、单枪匹马的王宗一
据《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记载，王宗一和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都参与了这本书的审改活动。但包之静只是在1962年11月15日与王宗一来过出版社，提出将二稿本补送总理办公室，说总理一定关心此事；还要求补送胡绳、田家英、乔冠华及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张彦。从“另起炉灶”二稿本的审读到杀青前后乃至出版之后的一系列组织协调活动，都是王宗一主持的。
王宗一作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全权代表，是《我的前半生》的公安部以外的第一勘定人，他所做工作没有第二勘定人申伯纯多，但他所处的决策地位又高于申伯纯（笔者按：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本所谓“独家授权”的《我的前半生》，其云，翦伯赞等勘定这本书，不知依据何在，或许从来就没有依据，仅仅因为翦伯赞名气大）。
王宗一认为，此书出版后必引起国外读者极大注意，想从中知道皇帝是怎样改造的，因此，凡是容易引起误解或发生副作用的地方，均须注意。并具体举例说明之。王宗一担心“副作用”，与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一致，但刘复之“注意到有没有对青年人和某些封建余孽可能发生的反面刺激作用”，认识侧重于国内，而王宗一则侧重于“国外”，这一点又与申伯纯的某些看法相通，申伯纯就曾叮嘱“请公安部对这部分（改造部分）斟酌一下”。
王宗一还指出书稿中“不妥当”的地方（其实也未必不妥当），譬如：“特赦章中提到主席亲人遭反动派屠杀，这样把主席写得太低了……”“用龙来象征中国人民是中央早已禁止了的，因龙的形象不好，外国人把它看成恐怖的动物……”
《我的前半生》1964年3月公开出版之后，王宗一表现出很强的政治预测性。他给李文达打电话，担心这本书使用的图片遭到国内读者的抗议（指一些汉奸、特务以及反映溥仪宫廷生活的照片）。果然不幸言中，造成同年11月第二次印刷本，把所有图片都抽掉了。
笔者以为，王宗一对《我的前半生》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代表中宣部最后敲定了这本书的稿酬分配方案。
这个稿酬分配方案是群众出版社起草的，它说明了这本书并无著作权的财产权。溥仪拿到一半稿酬，是“照顾外界影响”，且“一次付清”；李文达拿到一半稿酬，是社方根据规定奖励给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即所有钱数均为群众出版社的毛利。1978年底，《我的前半生》第三次印刷发行之后，李淑贤索要稿酬，群众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保持历史的连贯性，说：“你作为溥仪的遗孀，如果生活有困难，可以给予适当补贴，但没有稿酬。”由于外部种种因素的左右，由于社方的被迫让步，原有的历史连贯性中断了，从新的逻辑起点出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溥仪逐渐取得了不真实的著作权的全部财产权。
王宗一何在？听认识他的原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雷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了。“文化大革命”冲击中宣部之前，王宗一曾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一说任理论处处长。
余话
有一个萦绕心头的疑问：溥仪本人究竟最喜爱成书过程中的哪个版本呢？拙作“《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补记二篇”（未发表）曾谈及这个问题。简单说，溥仪在完全熟悉了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杀青样之后，并未根据杀青样编写《从皇帝到普通公民》一文（此文由《中国建设》副总编辑亲自向溥仪约稿，译成英文后发表于该刊1964年1月号上），而是依据“另起炉灶”二稿本编写。李文达对溥仪舍弃杀青样之事颇有微词，被迫地又在付梓前改动稿面，以适应溥仪所用二稿本。
大致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认识“我的前半生”。第一，一个人的经历（客观经历和心路历程）；第二，一本书。溥仪贡献了一个人的经历，公安部包括直属出版社以及上述所点之将，贡献了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