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32页引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自序》：“余以三十年心力……尚有不能尽知者，况且验乎君，何言之娓娓如是也。”案：此页即附有原序书影，应为“况目验乎？君何言之娓娓如是也？”
二、第40页引郑珍《巢经巢诗抄》卷六古风一首：“黄夫子此事，汝于金石大有功，况又集古之阙，能弥缝即不飞熊，慰逋翁俎豆，亦配两文忠。”案：点断失韵，几不可读，当作：“黄夫子，此事汝于金石大有功。况又集古之阙能弥缝。即不飞熊慰逋翁，俎豆亦配两文忠。”
如果说这些文字考释点校的失误，细心人不难看出的话，那么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宗旨上也有所偏差，恐怕就贻误更深了。例如关于王夫之的著作整理情况，作者说到：“1999年7月，北京出版社又重印上海太平洋书店板共八万册，现将其子目列如下，以备学者、文献家参考焉。”然后不吝笔墨，详列子目61种。实际上，北京出版社整理之太平洋书店版《船山遗书》共八册，与1865年曾国藩刻印的《船山遗书》大同小异，并非船山著作的全本、善本。作者也认为此书并未将王夫之著述“访刻完全，如四库馆所禁之……《四书考异》就未列其中。”
其实，1996年岳麓书社版的《船山全书》第六册即收有《四书考异》一书。此《船山全书》由岳麓书社杨坚先生主持其事，集全国众多著名学者之力，耗费十数年时间方克成功，?集完备，校雠精审，品相雅致，被张岱年、任继愈诸先生许为“可以传世”之作，享有盛誉。作为文献专家，且系湘人，作者不该不知道岳麓书社对船山遗著的整理功绩，但此处对岳麓版《船山全书》只字不提，而对未为典则的北京出版社版《船山遗书》则详加表彰，舍优就劣，实在令人费解。
作者之一的郑伟章早年毕业于北大，著有《中国古代著名藏书家传略》和三巨册《文献家通考》，文献功底自不在话下，但这本小书在这些基础功夫上表现出的缺失，又不得不让人顿起惋惜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