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新出有关张竞生的图书两种
一、张竞生其人
张竞生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厌恶他的人给他戴上了“神经病”、“卖春博士”、“文妖”的帽子，断言其著作是“伪科学”，许多说法都是“胡说”；为他鸣不平的人则尊他为哲学家、文学家、性心理学家、教育改革家、社会学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验家，称他是“国民党元老”、“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概念的学者”，把他推上“中国性学第一人、中国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的交椅。面对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无法看清张竞生的真实面目。不过，根据历史事实，大致可以为张竞生勾勒出如下轮廓：
1888年张竞生出生于广东饶平，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后被任命为南方议和团秘书，参与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他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赴法留学，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张竞生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从此进入文化中心。1926年，他因出版《性史》招致骂名，在各种变故的共同影响下离京赴沪创办《新文化》月刊，开办“美的书店”。1930年代，张竞生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代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革”时他遭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
张竞生是一个读书人，他一生写书、出书、读书。革命成功后，他“不以财帛为念，不以禄位动心”，毅然出国留学。《性史》事件突发，书店关张之后，他想到的却是筹集十万元资本、请七八个人编辑、翻译两三百本“世界名著”的计划。他因编辑出版图书而获罪，但却乐此不疲，毕生笔耕不辍。1950年代，身处反右运动的风口浪尖，即便妻离子散、生活朝不保夕他仍能写出让人“刮目相看”的美文，用生命实践了自己倡导的“美的”生活态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他的依旧是青灯黄卷。
然而，因为他的恶名，他辞世之后一度从中国文化史上消失，以至于1980年代中期，当中国另外一位著名的性学家阮芳赋向人们介绍张竞生的时候，甚至找不到确定其生卒年份的资料。在《从张竞生之死看性教育的历史教训―― 一篇尚不该写却权且写来的文章》中，阮芳赋竟然认同了张竞生于1932年服毒自杀的观点。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这一观点也是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找到的。2003年，当笔者撰写博士论文述及张竞生思想的时候，遇到了相同的困境――想找到一本可靠的张竞生传记都很难。去年年底，这种窘境结束了，张先生的同乡广东作家张培忠出版了《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一书，全景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坎坷的一生。
二、张竞生的书
张竞生一生著述（包括译著）颇丰，遗憾的是，多数人只记得《性史》或者《第三种水》。早在1919年，31岁的张竞生在法国里昂大学完成了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并以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可惜此文尚无中译本，使我们不能窥其堂奥。
张竞生在北大讲授的第一门课程是“论理学”，1922年他为该门课程编写的教材《普遍的逻辑》由北大印刷课付印。这本教材是中国逻辑史上比较早使用“逻辑”这一概念的教材，但该书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执教北大时期，张竞生更有影响的著作是《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张竞生通过这两部讲稿提出了情人制、新女性中心论、性教育、节制生育等惊世骇俗之论。《美的人生观》第一章第四节专门讨论了“美的性育”，该书问世后周作人曾在《晨报副镌》撰文赞扬：“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致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6年，张竞生编辑出版了对他一生影响甚大的《性史（第一集）》（光华书局出版）。该书内容主要为前一年寒假他在《京报副刊》刊登广告征集来的稿件，共有7篇文章，每篇之后都有他加的按语。《性史》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据说新书上市当天光华书店里万头攒动，购书人和围观者把书店所在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最后竟动用了水枪驱散人群，才得以清出交通要道。《性史》的大卖引发了一连串的续集竞相出版，这些续集都是盗用张竞生名义的伪作。据台湾学者彭小妍称，“现在光是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就可以找到十册《性史》的续集。”可见当时跟风出版早已大行其道，张竞生也因这些与其不相干的《性史》大遭物议，世人竟忽略了他征集这些材料的原意是为了学术目的。
在上海期间，张竞生先创办《新文化》月刊，继而开办“美的书店”。《新文化》月刊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美的丛书”、“性欲丛谈”，张竞生还主持翻译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著作，编成“霭理士女性小丛书”，继续传播其主张。鲁迅著作中提到的《第三种水》即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行。在同行的倾轧和恶势力刁难下，《新文化》月刊一年中出版6期而止，“美的书店”仅办两年就被迫关门。之后，张竞生第二次赴法从事翻译工作，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世界书局出版的“浪漫派丛书”，其中个人的著作主要是《伟大怪恶的艺术》和《浪漫派概论》，其余为译作。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还出版了他的《民力建设》、《民智建设》、《民生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书，可惜张的这类“正经书”从未得到过应有的重视。
1950年代，张竞生又迎来了一个创作高峰期。在生活困顿、精神压力巨大的状况下，张竞生创作了半自传体散文《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这三部作品皆在海外出版，其中所述个人经历成为后来为其立传的重要参考资料。虽然据张竞生次子张超先生说，这三个姊妹篇在当时有“卖文糊口”的性质，但有学者曾评论说，50年代的散文名家杨朔、秦牧、刘白羽等的作品都不如张竞生的文章“至情至性”。
三、关于张竞生的书
张竞生本人既被视为文妖、淫虫，他的书当然也就不能正式流通。早在1920年代，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就致函京津警察厅，要求查禁包括张竞生著作在内的“淫书”。解放初期，《性史》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被列为十大禁书。兹后，张竞生在国内公开书写的只有《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南北议和广东代表团之实权》、《南北议和闻见录》一类的革命话语。笔写的历史虽然不能完全销毁，但却可以被选择性地遗忘。研究张竞生的学者发现，在一本一千两百余页的《中华民国文化史》当中，“张竞生的名字从未出现过”。
这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20世纪后半期重新进入国人视野时被打扮成“叛逆者”和“忏悔者”的形象。1994年6月任征编的《勇尝禁果》一书问世（注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既有编者所述，也有摘录张竞生的著述，还有他人的评论。当年撰写博士论文时，笔者曾经在苏州大学陈永生先生家中浏览过此书，当时即感觉不适合做为参考文献使用。陈先生也认为，“从全书的构思、格调看尚不能称为严肃的学术著作。”李洪宽编著《性学博士忏悔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为这一时期的另一代表性作品。关于张竞生，1990年代最有影响的出版物当推江中孝编的《张竞生文集》（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直到今天，该书依然是收录张竞生著述最全面的文集。该文集分上下两卷，既收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这类单行本，也有《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两度旅欧回想录》、《南北议和闻见录》等发表于报刊上的文章。尤为可贵的是，文集还收入了“性欲丛谈”及《性史》中的部分文章，为研究张竞生提供了基本文献。据知情者说，《张竞生文集》能在1998年出版得益于主编江中孝和责编周彦文所作的策略性变通。暂且不论出版质量，上述图书的贡献在于，使得张竞生这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历史人物重新浮出水面。
关于张竞生的传记，根据张培忠书中开列的参考文献，可知有这样几种：《“性博士”奇传》（杨秀生、杨群著，深圳海天出版社1989年版）、《伊甸园之梦――性学家张竞生博士文学传记》（王川著，香港雅林出版社1991年版）、《张竞生传――性博士浮生乱世》（杨群著，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张竞生的旧寨园情缘》（许与其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除此之外，还有《新教主》（贺心一著，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1997年），我的手头并无此书，为撰写本文，特请陈永生先生评价该书。陈先生在信中写道：“给我的感觉，似如读小说，对张竞生的许多活动描写比较多，但没有附出处。再如褚松雪的姓名，写成‘朱丛学’，可见资料的可靠性差，必须认证后，方可引用。该书笔调、编辑水平，比前书（指任征编《勇尝禁果》）为好。”
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无疑最为全面。读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态度认真，甚至可以说得上“虔诚”二字，当然是对历史、对立传一事的虔诚，而不是对张竞生本人的虔诚。第二是材料丰富，作者将可以利用的资料使用得很充分，这至少可以让读者形成张竞生个人历史的完整印象。但是，可能由于作者搜罗素材多年，对于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不肯舍弃，该书在笔墨详略上似有可斟酌之处。与杨群的《张竞生传――性博士浮生乱世》相似，张著也大量使用了张竞生1950年代自传体作品中的内容，这对于已经阅读过上述三姊妹篇的读者来说，不免有重复感。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陈平原教授写道：“张竞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传主的自述所覆盖。”看来陈先生的担心并不是无端的。不过张著的认真和客观是值得尊重的，张超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对张著表示首肯：“张竞生的传记或评介文章很多，但这是迄今最全面、最客观的一本。”
四、作为研究对象的张竞生
《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出版后，有人认为作者张培忠找到了一座“富矿”。其实，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张竞生又何尝不是一座“富矿”。张竞生的丰富经历和卓尔不群的思想值得我们用严肃的学术眼光来审视。张超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说，这座“富矿”是“混生矿床”，“主要成分是哲学，细分下去，在美学、性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乡村建设、节育与优生、教育，以至翻译与文学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与建树”。这也正如张培忠所说：“性学只是他十个手指头里面的一个小拇指。”
早在1930年，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就在《伦理革命》（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一书中对张竞生的《美的社会组织法》做过详细评价。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礼教思想史》（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中，蔡先生再次对“张竞生法国化美化的女性中心社会”进行了认真评析。
1990年代以来，台湾学者彭小妍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张竞生多有论及，笔者在《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也辟有专章讨论张的性教育思想。此次《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的出版有一个亮点，就是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做的序。陈先生在文中指出，在“学问与立场，甚至包括性情与行为方式”上，张竞生和卢梭渊源甚深。并认为“在一个专业化潮流已经形成的时代，蔑视‘专家’，断然拒绝国人普遍信仰的‘科学’与‘哲学’，转而主张直觉、顿悟、情趣的‘美的思想法’，就很难得到学界以及大众的认可”。这些认识相当深刻和独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张竞生的思想富有启发性。
在《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问世前，三联书店还推出了张培忠选编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随笔选虽然只是张竞生1950年代撰写的《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三书合集，但在今天由三联书店重新推出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象征意义。这不禁使我想起新旧两版《鲁迅全集》对张竞生的不同介绍：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有三条关于张竞生的注释，都称张“宣传（扬）色情文化”。时过二十余年，新版《鲁迅全集》该注释改为“宣传性文化”。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客观评价张竞生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张超、陈永生两位先生提供了无私帮助，特志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