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在许多人眼里，相对客在的真理观消释了，就连起码的善恶观也不复存在了。于是，过去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生喧哗，且且说在后现代语境中经典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上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开始了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众所周知，外国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
胡锦涛前不久说过，“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的大势，坚持立足国情，同时又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坚持立足当代，同时又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思想一脉相承。毫无疑问，文学是构成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重要因素，也是族群内相互理解的情感纽带。这种因素和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们既是民族的向心力、认同感的基础，同时也是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身份属性和性格表征。小到一般生活习惯，大到时代的民族情怀，文学起着某种精神基因的作用。换言之，不同文化具有相对独特的染色体，这种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后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自己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鲜明个性。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不断变化的和不可淹没的个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才如此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他者的研究和了解、交流和借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也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各民族无数外国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双向梳理。其中第一、第二系列由十六部学术史研究专著、十六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系列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康拉德、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系列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左拉和芥川龙之介。
竭泽而渔 拨乱反正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著作。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诸于众，以裨来者查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论文。其方法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作为工程的主要发起人和《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的作者，本人由衷地希望得到学界同人的关心和支持。目前，第一系列已届结项，更期待得到同行的批评指正。
将要面世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笔者不妨在此吐露一二。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摊，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拿塞万提斯为例，仅英语目录就有好几大本，更不必说有多少西班牙语文献了。因此，我所能做的只是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堂吉诃德》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如烟海的塞学。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过去是、现在、乃至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乃至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依然是我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骛。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也是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包括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和审美高度不因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维度，那么此话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重构经典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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