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个人的学术人生来说，我在写过《苏东坡研究》这样的个案化专题研究之后，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流变》《宋诗流变》《唐宋词流变》等中国诗歌史的系列，到了本世纪之后，先是出版了《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从先秦写到宋代，这是从历史文化角度来勾勒中国士人的人生方式和心路历程，随后，出版了《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这是对宋诗和唐宋词领域的第二轮耕作；最近出版的是《宋词体演变史》，这本书可以作为我重写中国诗歌史的第三次深度写作。总之，基本都是围绕中国诗歌史这样的一个大选题进行的。以个人之力来对整个中国诗歌史进行深度研究，这显然是一个过大的计划，过大的选题，可能是我终生都无法完成的一个学术理想，而当前学术界竞相以偏僻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竞相以小选题作为研究课题，对比之下，这种宏观大略式的研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可以说，选择重写中国诗歌史的这个学术理想将我拖入了一个永远不能穷尽、永远不能完成的苦难轮回，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每天都要将那块注定要在晚上滚下山的石头重新推到山顶，永无穷尽。
重写中国诗歌史，这一写作理想，或说是梦想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的时代，有感于当时流行的各种文学史版本，都是机械的分割式写作，每个时期之间，每个作家之间，都很少联络，每个作家的介绍，又都是机械的四段：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读者只能看到一座座高山，而看不到山峰与山峰之间的联络起伏，只能看到一段段的河流，却难以看到河流之间的曲承转合，一部原本应该是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文学生命史，被阉割成为机械的意识形态话语下的僵尸。对此，我心有所感而口不能言，口有所言而人不能信，于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动笔实践，按照自己心中的理想模式重写文学史，就成为了我当时惟一的选择。
马庸先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书中的《导言》曾说：“吾国之有文学史，盖始于光绪三十年（1904）林传甲氏之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史讲义。四十年来，坊间此类著作，约得七十余种。其间佳制固多，然大部囿于文苑传之范畴。”于今已有七、八十余年的光阴驶过，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写作，当然已经不再是当时的“约得七十余种”了，但就质量而言，写作方式而言，又能有多大的进步呢？“上之略得知人论世之旨，下之惟摘举集部一二名篇，系文苑列传，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就像是如来佛的手掌心一样，任孙悟空怎样跳跃翻腾，跳出十万八千里，回头一看，还在掌心之中。只不过将上个世纪的文苑传和集部名篇两部，细分为四大板块而已。
为何难以突破传统的模式？原因固多，就其根本来说，主要还是未能以马庸先生所说之为宗旨，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首先需要建树严密的文学演变史观,其次，还需要“以吾民族内心发展之说明为鹄”。这就不能是“系文苑列传，依次排比，略施品藻而已”的相互分割的陈列，而是要将文学本体与文化演进变迁打并一体，以历史文化诠释文学现象的某些带有根本性的因素，同时，又将文学史视为具有自身演进的整体性，惟有如此，才能有希望真正重写文学史，复原文化史之本来面貌。
因此，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应该是真正能做到沿波讨源、去伪存真、上钩下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文学史整体，一个有着其自身源起、发生、演变直至衰落的完整的生命史，而不是人云亦云，照本宣科，大同小异，沿袭旧说，文殆书钞，重写文学史，就一定要将文学史各个疑点、悬案一一梳理清晰，深入探求，以求最终破解疑案，给予观点鲜明的阐发，而不是模棱两可，依违两端。换言之，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编写文学史，而是要真正的重写文学史。
我的这一学术目标和写作计划的确立，其总体的不合时宜性质，已经先天的决定了我学术人生的内容、方法和伴随其中的孤独和苦闷，但这种苦闷也就玉成了我的学术眼光和学术写作能力，玉成了我对学术研究深刻的爱。对此，我会想起泰戈尔的诗句：“谢谢上帝，我不是车轮子，而只是被车轮子碾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