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
我诞生的时候,抗战已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当过童工,忍受过屈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文字中,留下了国破家亡的沉痛。后来则是内战,我生活和求学在东南一隅,不明真相,道听途说,加上少年意气,激情、单纯而莽撞,这些也都有“真凭实据”在,白纸黑字,我都认账,不能改。凡此种种,我都坦然,荣辱得失,置之度外。
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我找出了包括幼年时期的日记以及中学时代的作文本,文革时期在五七干校以及后来“开门办学”时偷偷写下的诗文,一些异常时期“地下写作”秘藏的文字,等等。对于我个人而言,能够有机会重温那逝去的时光中留下的雪泥鸿爪,是幸福而又痛苦的、艰难的心灵之旅。我在享受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的同时,内心也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羞耻”而悔恨。
我在阅读那些幼稚的、甚至非常可笑的文字时,常常停下来,扼腕叹息:为什么要这样写?换一种说法岂不更好?于是,不免再一次“手痒”,想改动这些文字。但想起我和朋友的约定,又一次制止了自己的冲动。这样,我在整理旧文的同时,就把当年“穿开裆裤”蹒跚学步的憨态“定格”了,自有一种克服了私心的暗喜。
我的写作历史,起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中间经历过抗战、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以及整个20世纪的冷战时代,以及中国错综多变的时局。为此,我在这些编辑成册的文字中,除了保留了那些时代的风云雷暴之外,还保留了那些特有的观念和词汇。人们在我的文章中不仅随处可见那种由无知、轻信、片面导致的歧误,而且随处可见那些由偏见和敌意决定的用辞的粗俗、无礼、蛮横乃至于暴力倾向。我怀着期待人们宽恕的心情,一切都照样。
但当我整理到写作于50年代的一首诗歌的原稿时,在当时屡见不鲜的“匪”字面前被自己惊怵了!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我自己这样的用辞。无论是在知识、良知和道德的层面上,我都要改掉这个字。我要说服我自己,在为数数百万字的文集中,一切的庸常和幼稚我都留给历史了,难道就不能行使一次我的自我忏悔的权力吗?
我告诉我的朋友,它留下一天,我就要自责和不安一天!我的朋友劝导了我,他们说:不要改,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于是我心释然。我想起80年代吴组缃先生讲述的一个故事:那年他赴美看望儿子,儿子是大陆清华大学,儿子的同屋来自台湾,也是清华大学。他们两人共同设宴为吴先生举杯。这个说,我来自“匪清华”,那个说,我来自“伪清华”。说罢,彼此哈哈大笑。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千年一笑泯恩仇!我决定了,无论如何,一字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