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生涯中与福建教育出版社结缘，始于该社前任社长，总编辑老阙。然后是现任总编辑黄旭，1999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
《长江传》出版以后，大约有五、六年时间，我一直在写作，修改《大山水》，期间去过一次福州，黄旭到京公干若干次，都会相聚，谈出版、写作，一杯清茶，一杯薄酒，却是越饮越浓了。待到《大山水》定稿，黄旭说“给我吧”，便拖着装了半箱子的手稿到了福州。因为这几十万字的手稿，责任编辑陈玉龙吃尽了苦头，他先要一页页复印，再把手稿还给我，同时清点页数，然后再由他打字、输入电脑，《大山水》写成后我又突发奇想，自己画水墨插图，陈玉龙还得装裱、拍照，仅仅为了封面画，便四易其稿。为了书中几个字词的用法，一些句子的删节在电话里又有几十次的商讨。其时，我正在为凤凰卫视做《江河水》节目的主持，走在从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的2007年的秋风秋雨中，主持节目时理应关闭手机却不敢，不知道陈玉龙什么时候“发难”，便把手机交给导演，主持完了找未接电话，都是陈玉龙打过来的。就这样《大山水》出版了，评价这本书已经不是我的事情了，因为我已经交给读者同时也交给历史了，但作为出版社，其中所付出的劳动，使我难忘。
《大山水》出版已有一年。这是一本至今我仍会翻翻的自己的书，翻书时便听福建教育出版社，听见了什么？是那些熟悉的朋友的声音，是对文字的执着与讲究，是那种并不急于显山露水的山水清音……
一个出版社的成长和经营又谈何容易。我和黄旭经常探讨的话题是，出版社无大小，编辑却有大小，大编辑实际上就是大家,大杂家、有无视野、大手笔，能发现大作家、大著作。我曾在黄旭的安排下为出版社的编辑们作过一次即兴讲座，所说的都是自己从诗人到生态文学作家之间的一些体会，其中更新、充实知识结构尤其引起了朋友们的共鸣，因为我们都是先天不足。当大学的分科越来越细之后，所得的格局便越来越小，如果不是自己去埋头读书掌握跨学科的知识，那就只能做小编辑、小作家了。黄旭在座谈会上强调编辑要读书、读杂书，实在是高明之见。
所谓教育，教化育人也。这就是教育出版者的责任之重，尤其是在这天下滔滔皆言利的年代中。这篇短文将要收笔，忽然想起梁启超在1923年科学与玄学之争中的一段话：“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只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关于“德先生”及“赛先生”，1919年“五四”之后，我们所说所做已经不少了，对于社会及国民性之改造的功效则见仁见智。而陌生得多的“爱先生”与“美先生”，却是造就一个民族知大爱、识大美的文化精魄。最痛心的莫过于科技进步了，物质丰富了，灵魂却污染了，文化与精神的至高点颓然而废。
记得半年前，我和黄旭、玉龙诸兄在福州西湖边谈及梁启超的“爱”与“美”，不胜感激，慨于梁启超的目光和见识外，即便三句话不离写作，出版的本行，又是多少选题可以大书特书？
读者如我翘首以待。
（徐刚 著名诗人、环境文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