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
，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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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顾颉刚1928年8月20日日记原件 | 图二：顾颉刚致胡适信原件末页 |
顾颉刚1928年8月20日《日记》：“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图一）顾先生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日记》说是因为“适之先生前日有信来，疑我因骄傲致树敌，故作书报之。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信中所陈“两年中痛苦”，指从1926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到厦门大学说起，再到中山大学后一年多的际遇，主要是关于自己与傅斯年之间在学术研究、工作方式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日趋紧张的过程。但是这封信的落款时间却为“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图二），即1929年8月20日。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此前曾引起学者注意：《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根据原件整理，整理者将此信置于1929年；《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5年）根据原件影印，编者已将此信置于1928年，可惜未说明理由。好在这封长信的内容非常丰富，不难考究其确切的写作年份，因此三十年以来也并没有成为被大家特别提起的话题。
但是，随着《顾颉刚日记》的公布，细心的读者通过日记与书信的比对，发现了这个都是由当事人亲笔留下的在写作时间上的两歧纪录，于是产生了怀疑。近日，上海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在读过《顾颉刚日记》之后，就写了一篇《顾颉刚改日记》长文，刊登在2009年2月1日《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版中。文章以为顾颉刚“在数年或数十年后以今律古，为达某种现实目的”，于是在日记中“篡改他于民国18年（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函的写作时间”、将自己“发生在1929年的行为，一笔抹煞，还将原有记载移前一年”。――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日记在自己手上，而书信在收信人那里。―― 一时间顾颉刚改日记，顾颉刚日记是原始史料吗，甚至顾颉刚之为人为学，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作为古史辨派的“掌门人”，视日记为“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1939年10月25日日记）的顾颉刚，难道真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篡改”他当年的“生命史”――留与后人来辨伪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书信的落款错了？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钱穆说：“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疑与信，皆需考。”所以说要确定顾颉刚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其最直接也最可信的方法，就是将信中涉及到的时、地、人、事，寻求相应的史料来比勘印证。
顾颉刚这封长信中，至少有八件事的确切时间可以考知，兹先引原文，再略述事由如下：
〔一〕前年出京时，负了二千元的债。
按“前年出京”指1926年8月顾颉刚离开北京受聘厦门大学事。顾颉刚1926年7月1日日记：“兼士先生送来厦门大学聘书二纸，一研究所导师，一百六十元；一大学教授，八十元。以北方尚无相当职事，只得允之。拟于八月中行。”遂于该年八月五日起程“出京”，二十一日抵厦门。所谓“负了二千元的债”，据顾颉刚1926年1月6日日记载欠债总数为“共一千六百五十二元六角零五厘”，同年5月16日致胡适信中，列“颉刚欠款”清单，共欠款“一千九百五十元”，同年9月12日日记载欠债数为“共约一千五百五十元”。信写于1928年，与称1926年为“前年”正合。
〔二〕去年上半年，就为了别人的攻击，弄得心很乱，没有继续做研究的工作。
按“去年”指1927年。顾颉刚1927年6月28日致沈兼士信曰：“此半年中，一班无聊人为我造谣不少。”同年7月4日致王伯祥叶圣陶信曰：“这半年中，生活一乱，差不多没有读书。”
〔三〕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1月28日日记：“希白来信，谓燕京大学，司徒校长往美国捐款，得二百万元，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因招我去。此事我极愿就，在北京，一也。生活安定，二也。”同年2月23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研究中国学经费，年定十万元，予心颇动，欲往。盖（一）予尚未经过正式之研究生活，日夕盼望达到，（二）予书籍器物俱置京中，两年在外，总难宁定，（三）康媛不入北京聋哑校，无其安心立命之所也。”希白，容庚字，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所谓“与哈佛大学合办中国学研究院”事，即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洪业、董纳姆等筹划，于1928年1月4日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立学社驻北平办事处。“基金”即由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所设立的“霍尔教育基金”。
〔四〕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
按“那时”指1928年3、4月间。顾颉刚1928年3月20日日记：“蔡先生（即蔡元培）有电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款照汇，筹备委员照派。此事可进行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民国十七年三月，本院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委员。”同年3月25日日记：“希白来书，谓燕京大学设立之研究院，其研究员仍须兼大学本科课，并须办事，闻此使我心冷。”次日日记：“写致希白书，详说近年所感痛苦，求去粤之意，并说不就燕大本科教授之故。”信中说：“兄来书中谓燕大中‘不教书、不办事是办不到’，这颇使我失望。燕大既办研究院，为什么不让人专在研究院而必兼大学本科的职务呢？兼了大学本科的职务，又要办研究院的事，那不过是使我复演厦门、广州的生活而已。我既决不会满意，而贡献于燕大的成绩也不会很多。……此事弟不愿就，幸恕之。”同年6月15日致胡适信：“今春燕京约我，我本想去，因怕伤孟真感情而辞去。好在我只想得一研究的环境，如中央研究院可办好，则与去燕京无殊，故下半年决在中央研究院矣。”又，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故十七年夏间燕大见招，弟已谢绝，谓下期到中央研究院，较燕大之必兼数小时功课者，尤为适于研究。”可为佐证。
〔五〕今年放暑假时，我是预备脱离广州的。经校长和学生作了十馀天的挽留，始应承再留半年。
按“今年”指1928年。顾颉刚1928年7月11日致容庚信：“弟本拟于今夏返京，如无此间校长与学生日日来留，无法摆脱，只得再留半年。”同年7月15日致胡适信：“我本想本月底北行，因骝先先生及学生坚不放走，只得答应再留半年。”1931年6月18日致傅斯年信：“不幸是年（即1928年）暑假时，朱骝先先生一再挽留，学生亦一再挽留，情不可却，只得再留半年。”故到1929年2月学校放寒假时，顾颉刚才携眷离开广州北上，临行时曾作《离粤时与诸同学书》、《顾颉刚启示》（分别刊于1929年2月间《中山大学日报》、《民俗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六〕举一个例罢：譬如这次中大招考新生，我为阅国文卷的主任，我见有些人批分太苛了，有些人的标准太不定了，使得考生吃亏许多，我便于阅毕之后重阅一过，改定分数。
按顾先生1928年8月17日日记：“阅国文试卷者六人，信甫、太玄、杭甫、莘田、泽宣（第二日请缉斋代）、予；予为主任。”19日日记：“到校，增加试卷分数。……阅卷诸人，缉斋太刻，太玄毫无标准，有可以六七十分而仅批八分十分者，虑学生吃亏，故为改批。”
〔七〕自从到了广州以后，《研究所周刊》出到四十二期了。
按“《研究所周刊》”即《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顾颉刚1927年11月1日日记：“[周刊一期（1―26页）。]”以后每周一期。1928年8月15日日记：“[第四十二期（发）。]”同年8月22日日记：“[第四十三期（发）。]”又，1929年7月5日致闻一多信：“《研究所周刊》已出至八十期。”
〔八〕今日览报，悉孑民先生已辞大学院长职，中央研究院不知要否受影响。
按“今日”指1928年8月20日。蔡元培《辞大学院院长等职呈》：“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谨辞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本职及代理司法部长兼职，其他国民政府委员及政治会议委员亦一并辞去。”上海《时事新报》1928年8月18日：“据知其底细者言，蔡氏辞职实有二因：一系职务纷繁，劳苦太甚；一系趁五次会后，政府改组将有变更，可以及时引退。至有谓蔡因反对大学区制而辞职者，并非事实。”《东方杂志》时事日志1928年8月18日条：“蔡元培辞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各职，携眷离南京。”
综上所考，顾颉刚日记将此信隶于1928年8月20日是不用再怀疑的。不过书信的落款写作“十八年”，确实有点令人费解――最可能的答案就只能是他一时的笔误。因为是年11月1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上午，与孟真相骂，盖我致适之先生信，为孟真所见，久不慊于我，今乃一发也。予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矣。”傅斯年从胡适处见到的顾颉刚“致适之先生信”，即是此信。此信之曝光，似乎加速了顾、傅间的“交恶”。顾颉刚虽说“与孟真私交已可断绝”，实亦不曾断绝，从保留下来的1929年以后顾颉刚与傅斯年往还的十数封信中，我们犹可以读到两人间的互为帮助及真诚鼓励――或许这样的“私交”可能仅停留在文字客套的层面，所谓江湖浩浩，各行其道，但在学术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老辈风范，今之学人多不可及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