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
正如有论者所言，原本作为规范的奖励制度、评选制度，现在却走了样，成为了“学术造假”的利益驱动力，这已不仅仅是学术现象、文化现象，也是社会现象，更多的是经济利益使然。目前，我国不少科研院所和高校在人才评价中，只看重科研成果数量而不注重其质量和科学意义，导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为获奖和晋升而搞“短、平、快”，不仅成果得不到转化，甚至还催生种种学术不端行为。其二是长期以来，国内大多数高校对教师进行考核、评职称的衡量手段之一，也是统计其发表的论文数量。而职称又是与教师的社会地位、住房补贴、学术声望甚至是在社会上的话语权紧密相联的。在这种体制下，许多科研人员只能先顾及完成任务指标，也无所谓什么学术成果了。这样的评价指标一定程度上对学术违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行文至此，不禁想到了黄禹锡论文“造假门”事件。2004年和2005年，黄禹锡研究小组分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克隆成功人类胚胎干细胞和患者匹配型干细胞。后经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调查，两篇论文都属于造假。被誉为韩国“克隆之父”、韩国“第一最佳科学家”的黄禹锡被迫向国人“谢罪”，辞去首尔国立大学教授和世界干细胞研究中心主席之职。韩国政府也取消了其“最高科学家”称号。在司法调查之后，首尔地方检察厅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等罪名对黄禹锡提起诉讼。黄禹锡在法庭上承认曾指示手下在论文中造假，并为此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某种程度上说，学术造假真正的根源还在于道德的缺位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光靠呼唤知识分子个人保持道德操守，用自律来维护知识的尊严和学术的圣洁，恐怕难以奏效。只有树立诚信的学术道德，建立科学的学术激励机制和规范体系，真正维护知识的尊严，才能有效根治“学术造假”这股歪风。学术若与“科学”、“真实”、“严谨”等字眼匹配起来，才会相得益彰。为此，我们呼吁科技教育界要守好这一方净土，并且永远成为大众向着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的领跑者。
北京市朝阳区 张效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