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荣也至极其辱也难堪

刘大杰

说刘大杰就不能不说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可谓影响远被，当然，刘大杰

本文所引的材料，说明了当年那场政治（非学术）运动的复杂性和评价它的繁难，这里当然不是要给出一个定谳，只是撮拾些材料，借以窥出当年那幕闹剧中学人的尴尬，识得历史的沉重。

从“复旦”学者回忆说起

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许道明先生曾在《惜乎，刘大杰先生》一文(收入《挽歌的节拍》一书)中，对刘大杰有颇多鲜明和形象的描绘：

作为一个作家，刘大杰这位湖南岳阳的才子，当年真是才情艳艳，“刘先生一本才情，根性倾向浪漫。初学郁达夫，《黄鹤楼头》、《渺茫的西南风》中的湘君一如郁达夫小说中的于质夫”，所谓“‘秋风里面的断蓬’，‘无挂无碍的沙鸥’，差不多也像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人”。到了上世纪30年代前后，“他敏感于‘革命文学’的风尚，开始写起‘问题小说’，批评老师郁达夫的《迷羊》是‘旧情感的遗留’”。

作为一个学者呢？刘大杰则“才情郁勃，《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他在海内外赢得了巨大声誉。朗松的《法国文学史》做过刘先生的蓝本，因此他像朗松一样，以描述思潮和变迁为主务，从作家的身世、性格与社会背景的结合，发现并着重阐发作家作品的个性，较以前录鬼簿式的著述高明多了”。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吴中杰先生在《海上学人漫记》一书中则以《刘翁得马，焉知非福――记刘大杰先生》为标题），这部书后来的几次修订又让他“西子蒙不洁”，即他“建国后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为着响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或许还有些进步的意思，到‘文革’期间的奉命再修订，虽有难以言说的无奈，但好名矜才毕竟使他晚节小损，很是可惜的”。也有人回忆说：刘大杰用“儒法斗争”来解诠一部中国文学史，当时曾有人劝他：你这样做，身后怎么过得去？刘回答说：我不这么做，现在就过不去，相逼甚急。后来人们遂将之与冯友兰相比。

不同于“梁效”中的几位北大学者，当年“红遍”天下的南方学人，除了广州的杨荣国，大概就是上海的刘大杰了。后来读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上海人》，感觉他能如此妥贴和中肯地估摸和揣度“上海人”的精神向度，真是佩服。这中间，“上海人”“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如刘大杰“正因着好辨风向，正因着才情外露，不久一只黑手伸向了刘先生，在宝爱现世生活的驱策下，他终于做出了为后世病诟的尊命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或者“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等的“丑陋性”（如有人从当年刘大杰为阿英标点古书“背黑锅”受了鲁迅的讥刺看出刘大杰可悲的一面――“胆怯懦弱、委琐窝囊”等；出身于复旦大学的陈四益也曾剖析刘大杰说：“大杰先生是有他的弱点的。一个是软弱，经不起风波。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时，他便因一段历史一时讲不清楚而去跳黄浦江……软弱，使他不能抗争。”见陈四益：《臆说前辈》），可以让人联想许多，甚至会“涟漪”到了作者余先生自己；同时，又不能不想起更早些时候鲁迅关于“海派”和“京派”的许多论述。于是，再听许道明如下的陈述，就不能不莞尔：“内地人称上海人多为‘聪明而不精明’，有没有根据不得而知。不过，在上海的教授中倒很有些这样的角色。他们特懂得现世享受，在学术上广采博收而不泥古守旧，像模像样的，用风头主义和才子情结的视角，是很能够看清一二的。当然风头主义在其他地方的学者中也不乏同情者响应者，然而就大体而言，北方或内地多取隐性状态，而在十里洋场则多作显性发扬。”这是从复旦大学许道明先生生前一篇说及业已故去的复旦大学学者刘大杰的文章说起。

海派代表

刘大杰早年是在上海“起家”的，即他当时是“海派”的作家。记得当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上海文坛，在一本叫做《长夜》的刊物上，他曾与山西常燕生先生一起对“左翼文学”的旗手鲁迅打过笔战，意思是谓其“廉颇老矣”。后来鲁迅曾在《骂杀与捧杀》一文中讽刺其不通古文，乱点古书，如其标点和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其实呢，是别有原因。海上学人，无疑，如许道明所云：“刘大杰先生算是海派代表。他当然是聪明的，兼备活跃的心智，但他好标榜，好吹。他和周谷城在复旦大学是人所皆知的湖南籍教授，他俩都得到同为湖南籍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友谊。1962年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出版后，毛泽东在上海接见过刘先生，多有褒奖，还谈了不少一个政治领袖的文学意见。此类殊荣，对刘先生来说，差不多是一生中最为光荣也最为惶恐的节目了。于是，‘刘大杰先生，大作为何不送我拜读呢?’，主席的这句开门见山，本来很见风度，很能统一战线，很是对学术繁荣的关心，而在刘大杰那里却变成了像祥林嫂的‘我真傻’‘我真傻’。当然，祥林嫂的迷茫是没有的，代之以的是：大嘴巴张得虽不怎么大，终究难以掩饰浓眉之下一对眼睛放射出来的得意。”

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与刘大杰等交谈，其背景是此年毛泽东由武汉、湖南（井冈山）而上海，毛泽东已经在酝酿“文革”了。而当年毛泽东在上海与刘大杰晤谈，后来成为刘的一个“资本”，大概后来还有几次类似这样的谈话，如林东海回忆说：“1965年夏秋之交，听李庆甲兄说，最近毛主席曾接见刘大杰先生，你们可以问问都谈了哪些重要问题。9月12日下午，我们依约到刘先生寓所。他先告诉我们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一些事项。当我们提起毛主席接见的事，他很镇定地说，这事不要张扬。主席原是约见周谷城和刘先生二位，周先生出门，没找着，所以就见他一个人，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古典文学。刘先生简要地叙说那次主席谈话的内容：主席说，年轻时喜欢韩愈的文章，很多能背下来。韩愈不怎么坏，特别是谏迎佛骨表，可以肯定。韩诗也不错。韩愈好奇，文章比诗通顺些，诗尤好奇，思想差些，但也不算顶坏。柳宗元比韩愈要好一些。政治生活与韩愈不同。他的《天对》还不错，屈原提出《天问》，一千多年后的柳宗元敢于作《天对》，总算有胆量，但局限性也很大。刘禹锡也不错，写过《天论》。主席说，李义山的诗，有的与当时政治有关系，所以对当时的政治背景要弄清楚。主席还谈过王安石、欧阳修、李清照。谈话的主要精神是要具体分析，不要形而上学，注意思想方法。主席说，佛学要研究，不懂佛学就搞不好文学史。说他自己也正在研究佛学。还说，耶稣教、回教也要研究，唯心主义要用唯物主义去研究。宋明理学、乾嘉学派，主席也谈到了。还说作品愈是接近现实，愈是光辉。到现实生活中流浪一下，也有好处。古代作家的进步与否，看他是否同情农民。政治上的遭遇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很大。”（《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

到了1968年，即“文革”发动后第二年，这年出台了对知识分子“给出路”的政策，在上海，有所谓“四大典型”之说，即复旦大学的刘大杰、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四教授获得了“解放”。毛泽东此前在上海与刘、周等谈话，为之做了一个铺垫。却说当年毛泽东的一席谈话，在后来的“批林批孔”中有些影子，如林东海先生以为：当年“刘先生介绍主席的这些谈话内容，有些在后来的岁月里得到印证，可能主席在别的场合也讲过类似的话，或表达过近似的看法。诸如以《天问》、《天对》、《天论》定法家，以韩愈之‘文以载道’定儒家，以李商隐《无题》诗为政治诗，以《五灯会元》为重要读本，等等，都与毛主席的说法不无关系，却又不尽合乎主席的本意。”林东海先生还回忆说：“在那年代，主席一言有甚于九鼎大吕之重，刘先生叫我们千万不要外传，所以即便在‘文革’当中我们也不敢泄露。”再到了后来，北方的冯友兰也好，南方的刘大杰也好，都是“清议”看扁了的。其实呢，学者怎么了？学者不能有凡人的心思么？浸润于深厚的吾土吾民“大传统”“小传统”板结性社会土壤之上“史官文化”的“精神文明”，“海派”和“京派”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里，“衮衮诸公”，“京兆”的学人只是更加有“首善之区”的“阔达”之状，而“海上”的学人，则不免带了些“轻佻”罢了，如刘大杰，“‘文革’中盛行工农兵注释毛泽东诗词，刘先生算是顾问了，他说了不少主席接见时的动人情景，问候健康请吸烟卷，主席的博学风趣，余下多为主席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赞许。好像老和尚念经一般，不过，紧要处往往会加以重复，以示强调。我们向他请教主席的具体文学意见，他会俨乎其然地说上一句‘没有传达任务’，语气在工人师傅听来特别的守纪律，在我们听来实在高深莫测”。而“好吹好标榜，在人世间，或许会成就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场合，给人以尴尬，以狼狈，甚至以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过，虽说刘大杰“并不短少可议的地方，一如他的矜才炫学，尤其他的屈尊，确实使他以花草装饰过权门，然而他从未有过丝毫充当权门鹰犬的野心。”(许道明：《挽歌的节拍》)

毁誉参半的一部书

说刘大杰就不能不说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可谓影响远被，当然，刘大杰自己的荣辱也随之浮沉（此书问世之后，大致经历过三次风波：一、毁版于日伪统治时期；二、被批判于“反右”运动后期；三、修订改写于“文革”中期）。就是这部书，成为了当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部当代“经典”。据林东海著《文林廿八宿――师友风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批林批孔”运动中这部书的修订和面世过程如下：彼时，刘大杰“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修正书中的唯心主义，对全书作一番修改”。至1973年，该书第一卷修订后重版。嗣后，全国掀起了“评法批儒”运动，当时，刘大杰正修改该书第二卷(隋唐五代部分)，自不能不受“儒法斗争”的影响。林东海先生回忆说：此书，“初时，只是在某些问题上着以‘儒法’色彩，并没有以此为纲，已完成一个修改稿。先生曾将打印好的一份修改稿呈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认真地阅读修改稿，但以目力欠佳，打印稿字体不够大，中央办公厅通知国家出版局印成三十六磅的大字本。出版局为要保存毛主席阅批过的本子，打电话向我借用先生寄赠给我的打印本。我当即将打印本送到出版局，并翻阅了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毛主席阅批过的本子。可以看出，毛主席读得很仔细，有些地方还注了旧式拼音。后来印成大字本的，便是这个初步修改稿(与上海写作组介入修改，以‘儒法斗争’为纲，于197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卷，是不同的)。1974年年底，先生听说‘发展史’大字本已经出版，来信要我代购一部。翌年年初，经请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国家出版局副局长赵承丰，向新华书店总店负责人赵国良购书，赵说所有大字本都在中央内部分发，均未到书店。正要将这一情况复信告诉先生，先生到北京来了。1975年1月20日，我到北京图书馆联系借书，副馆长鲍正鹄先生领我到刘季平馆长办公室，在那里见到刘先生。他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抽空到北图看望二位馆长。先生见到我，还没等我说话，便高兴地说：‘我正要找你，书不用买了，江青已送给我一部。’据说先生回沪后，曾将江青赠书事告人。”此前，毛泽东赏识刘大杰，江青看在眼里（其参与了上海谈话），当时又正值“样板戏”观摩大会，江青主动请刘提意见，此时“评法批儒”，则要求刘以“儒法斗争”为纲修订《中国文学发展史》。这就是刘大杰先生误入“贼船”的经过。

如上所述，刘大杰“好标榜，好吹”，此时吹“江青赠书”，不啻授柄于人，即“‘四人帮’垮台以后，以‘儒法’改书和受江青赠书，自然招来物议和批判。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只能依据被人插手改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子，先生自然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谓其荣也至极，其辱也难堪。”这就是教训了。林东海先生还回忆说：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刘大杰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并奉召进京守灵。当时刘大杰还写诗哀悼，所谓“残生坚走红旗路，努力登攀答圣恩”；“馀年岂敢忘遗训，没世犹难报厚恩。”林先生以为：“‘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此为国粹，在知识分子当中抱这种心情者亦复不少，先生自不能例外。”信然。

当年毛泽东与刘大杰谈话，江青也在场，后来她还向刘大杰“赠书”，可能也是这一原因，据律师张思之先生的回忆：后来“两案”公审时，江青曾要求法庭请3个人为自己当辩护人，这一是史良女士（她是江青早年在上海时已相识的大律师，且又是女性）；二呢，就是刘大杰先生了。但当时法庭的审判员告诉江青：史良已年迈（其实是史良表示坚决不做江青的辩护人），刘大杰也已经病逝了，都不可能出庭为江青充当辩护人。据说江青听了之后，沉呤良久后说：“那么，第三个人的年龄也已太大了”（据说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于是，她转而要求法庭能让亲属为其辩护，但后来她又自己否认了。最后，江青接受了法庭给她指定的辩护人，即张思之、朱荣华、傅志人，但后来又拒绝了。（见王凡、东平：《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聆听领袖评述古人

“评法批儒”，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如前所述，当年毛泽东和刘大杰的一番闲谈，实际上在某种程度左右了在“评法批儒”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也有一些变化（如对韩愈）。据林东海的回忆：“刘先生对我们说：‘毛主席对李白、李贺、李商隐和韩愈，都很喜欢，但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捧得太高。’对韩愈一分为二，这是刘先生一贯的看法，在无从下笔之时，只好写信救助于毛泽东主席。接到主席复信后，他把主席的意见转告我。”这就是1975年2月12日毛泽东的一封信――

　　“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以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这封信，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一份《来信摘要》（第540号）上的。这期摘要上登载了刘大杰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他的文学史修改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关怀，衷心铭感。现在报刊文章，对韩愈全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他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其思想确有矛盾之处。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于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对这些如果全盘加以否定，似非所宜。刘大杰认为，在批判韩愈儒家主导思想的基础上，应给他在文学史上一定的地位。对于李义山的无题诗，他认为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刘大杰还将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首词，随信呈送毛泽东。

刘大杰认为不能全部否定韩愈，在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之中，则对韩、柳进行了重新的诠释，换言之是以“儒法斗争”为标准的，所以后来遭到学界的批评，如唐振常先生就曾以《可怜无补费精神》（收入《川上集》）立题严厉地批评了刘大杰。林东海事后却以为：“从主席的复信，可以看出，刘先生对一些古代作家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并非简单地以儒法划线。”后来刘大杰来信告之：“过去所传主席关于古典作家的指示，现在看来，可能有不少为江青假传旨意。如庾信、苏轼等人。洪皓如何，不能说。过去主席从未对我提及此人。提起者有陶渊明、司马迁、李杜、白、王维、韩、柳、刘禹锡、李贺、李义山、李清照诸家。还有欧阳修、王安石。关于儒法斗争，主席未这样提过，但在谈话中，对孔孟很不满意。72年在报刊提儒法斗争，想主席是赞成的。我的第二册，主席全部看过，并印成大字本，表示肯定，可见主席的用意。但主席说过这样的话：‘法家并非全人，缺点也很多。’(大意)所以我总是加以一定程度的批判，对柳宗元、刘禹锡也是如此。我并不把他们作为法家，只说他们具有法家思想倾向，即此故也。”刘还说：“看来儒法斗争，对于学术界是一重大问题，究如何处理，须待中央解释。从1972年冬季，《红旗》发表儒法斗争以来，已有五年，全国各报刊，连篇累牍，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多不可数。主席必然看到，然从未表示反对和纠正，可见是肯定的。但有些文章，把儒法斗争，扩大到近代，如严复、章太炎亦为法家，确甚不妥。即李贽、王夫之诸人，实亦不能归于法家。而四人帮别有用心，故意插手，制造混乱，甚可恨也。”林东海以为：“这里所谓‘插手’云云，自是暗指对他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插手，弄得他苦不堪言，因有‘甚可恨也’之语。至于提到庾信、苏轼、洪皓等人，以为是江青‘假传旨意’，则是凭与主席那次谈话的内容所作的推断，实乃另有因由，主席对庾信《枯树赋》有过批语，又在《词综》中圈点过苏轼、洪皓等人的词作，所以江青对这些作家也很感兴趣，并非‘假传’。刘先生说儒法斗争是学术界的重大问题，毋宁说是政治斗争对于学术界的重大影响。在举国上下都搞儒法斗争的时候，刘先生修改他的‘发展史’，必然要受到影响，但我清楚地感觉到，他力求从政治漩涡游向学术的领地，多么吃力，多么艰难!从他的苦苦求索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以学术为资本，去牟取政治上的荣耀，仍不失其为学人的高尚品格，与那班以学术为晋身之阶，登上官场，显位者，自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材料，说明了当年那场荒诞的政治（非学术）运动的复杂性和评价它的繁难，这里也当然不是要给出一个定谳，只是撮拾些材料，借以窥出当年那幕闹剧中学人的尴尬，识得历史的沉重。如今，刘大杰的那部《中国文学发展史》，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已经黯然失色，差几无人光顾矣，而那一句“同情之了解”，也说得太滥了。

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