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的五六十年代，罗曼・罗兰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命运出现逆转，批判之声渐成“一边倒”之势。但在那场挞伐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运动中，仍有不少热爱和保护罗兰的人站出来为他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个性辩护），也曾出现过公正的呼声，甚至是真知灼见的呼声。其中，王元化先生写于1950年6月的文章《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曾针对一些机械地运用现代思想意识否定《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倾向发表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说：“我们如果以从后来居上的态度，用挑剔毛病的办法，是可以把《约翰・克利斯朵夫》批判得一文不值的，并且也可以有数不清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社会意识远比罗兰进步而引为骄傲，”但问题是，“一种社会意识如果没有伟大的品格作它的基础，没有人格的印记作它的血肉，没有心的参预作它的生命，即使以科学的方法来标榜，从客观的态度来吹嘘，它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掩饰自己的冷淡。”他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可能赶不上现在它的读者的社会意识的水准。可是，我们得说：这个‘相信善的胜利的贝多芬’，仍旧可以作为那些‘觉得没有心的参预的社会意识，就能济事的男女’的一个少不了的榜样。”文中再次肯定了罗兰和克利斯朵夫为信仰而搏斗的英雄精神，肯定了他们追求“心的光明”的人格力量，并有远见性地批评了学界有人以新的社会意识来贬责罗兰作品的倾向。但是，在“兴无厌资”的一片呼声中，这个声音毕竟很小，没有也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况且，在“无产阶级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并成为唯一、绝对的价值尺度的时刻，纵有不同评说，也如一箭之入大海，完全沉入到以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为主潮的奔腾的洪流中。后来事态的发展，正如这篇文章所不幸而言中的那样，人们“以后来居上的态度”，罗织了“数不清的证据”，证明《约翰・克利斯朵夫》之不可取，对克利斯朵夫大力挞伐，到“反右”后，便愈演愈烈，酿成一个空前的讨伐约翰・克利斯朵夫、拷问自己灵魂的悲剧。这样的讨伐是那样的严酷和无情，以至一切推崇过，介绍过罗兰的人都难以幸免。
王元化先生青年时代所写的这两篇读《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认识独到，见解高远，后收在1952年初版的作者文学评论集《向着真实》一书中，1954年印刷三版后，王先生被卷入所谓胡风案件被禁。1955年反胡风斗争中，在它们的作者站在被告席上又被剥夺答辩的情况下，遭到了口诛笔伐，甚至直到1960年，反胡风斗争早已结束的时候，在学界仍有翻译、研究罗兰的专家，运用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的“按语”同样的语言，对先生这两篇文字加以指斥、讨伐。这两篇饱经创伤的文章沉埋20余载后，才得以修订重印，载于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的《向着真实》里，日本著名汉学家相浦杲据此将这两篇文章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并附一评介，称《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新中国成立前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罗曼・罗兰观”，《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社会主义成立后的罗曼・罗兰观”，还说，“谁的也不及崇敬并热爱罗曼・罗兰的王元化先生的论文”给他的“教益”。
不久，这位翻译家不幸身患癌症，卧床不起。出于对译者的怀念，王先生获悉这一消息后，于1989年2月写了一篇追思往事的文章《写在两篇文章的日译之后》，顺便提及他这两篇文字所经历的坎坷命运。先生在这篇追思往事的文字里，抚今忆昔，不无慨然地说：“对于在过去那些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为了保全自己的批判者，我不想多加指摘，虽然去痛打一个不能还手的人比《圣经》中所写的向娼妓投掷石块的群众似乎更为卑劣，但他们的行为毕竟要归咎于气候的影响。”然而，更令他忧心而悲哀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和权力的结合，丧失独立人格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卑怯，使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像恶梦般地被窒息生机的极左思潮所缠绕。”先生这篇文章很快传到日本病榻上的译者相浦杲那里，这位已病入膏肓的日本汉学家，阅后感动至极，在临危之际，依然扶病提笔，写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文《有关罗曼・罗兰的一些事》，发表在日本《亚细亚时报》1990年12期上。文中记述了他翻译王先生两篇文章的经过，以及他以前所不知道的这两文饱受极左政治鞭笞的悲剧。文章还将当年中国批判者对罗曼・罗兰的评价随风而变的表现，和被批判者始终不变的立场加以比较，最后得出结论：“与之相比，作为被害者的王元化先生为罗曼・罗兰所倾倒的态度，虽然经历了文革前后的不同时期，却始终如一，仅就这一点而论，在同一个问题上，王元化先生即使在受迫害期间仍把它作为知识分子的识见始终坚持下来，我认为胜利者当然应该归属于他。”作者欣慰地重申，他九年前将王元化先生的这两篇文章介绍给日本读者，“真是太有意义了”：“一则可以让人了解到贯穿整部中国现代史的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罗曼・罗兰的评论，二则也是为了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究竟是谁才对中国文化问题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王先生读到相浦杲这篇文字，它的作者已经离开人间，先生怀着无限惆怅和悲伤的心情，于1991年3月写下了《遥祭相浦杲》一文，以诚挚的感情，遥祭他的异国好友。就这样，由罗曼・罗兰和他心爱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引领，在其充满风雨的东方之旅中，演绎出一个由中日一代优秀的知识者接受西方文化的哀婉动人的乐章，从中不但让我们了解到，在特定文化政治环境下的中国知识界，若要准确无误地接受异质文化，需要迈过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啊！
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确实是王元化先生的精神宝藏。据王元化先生的高足胡晓明教授介绍，直到王先生仙逝之前的那一年，还在请人读这本书。而且还在其夫人去世后，写过有关这本书最新的心得。日本学人相浦杲先生是深知王元化先生的，他说王先生对罗兰的认识一直没有变。这在王元化先生，是一种长期的人文生命的坚守。而这种坚守，是中国知识人最可宝贵的财富啊！这让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知识界不乏卓具远见、“心的光明”的智者，他们在跨文化对话交流的进程中，表现出卓越的独立的思想品格，王元化先生便是其中优秀的代表，确实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