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而言，范存忠（1903-1987）先生是不应当见忘于学术史的。范存忠比冯至还要大两岁
从1931年范存忠留美归来到1933年经由校务会议确立的外文系设置方针，基本可以标明其外国文学学科群建设在中国现代学术里的风格：
（1）注重外国文基本及实际之训练，以增进阅读写作及翻译之能力；
（2）讲授外国文学之代表作品，以提高欣赏及批评之程度，并吸收其优美之文艺思想，以资观摩；
（3）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以激发独立进展之精神，并培养为民族宣扬文化之人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编：《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史纪事》）
当此同时，学校成立外国文教材标准委员会，研究并审定各项外国文教材，委员12人，范存忠出任主席。由此我们可以见出，归国两年的范存忠，已经隐然成为中大外文系的领军人物。范存忠这样阐述其担任学术行政职务间的作为：“从1931年回国起至1949年解放前夕为止，我一直在原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这期间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的动乱时期，但中央大学文科各系科仍保持了相当的规模。我不搞宗派，因此，在任职期间，我主张兼容并包，从各方面罗致人才。当然，由于见识有限，也难免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范存忠《我的自述》，解楚兰记录整理，载王守仁、侯焕?编：《雪林樵夫论中西―――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家范存忠》第4-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应该说，正是范存忠的兼容并包，才使得南大外文系打下相当良好的学科基础；德文专业的建立与发展，同样也与范存忠的胸襟气魄与外文系学统的建构思路密切有关。作为当事者的张威廉，将南大德文专业的建立，主要归功于范存忠，说：“这主要是范存忠的关系。他当时任外文系主任，这个人很有眼光，要把德语作为一个专业搞起来。当时德文做公共课已讲了很长时间了。”有论者甚至认为：“范先生把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外文系建设成为我国最好的外文系之一，厥功至伟”。（同上）
由此可见，范存忠有其不可磨灭的学术史意义，值得特别表彰。总结之：一是在自身学术研究上的“建立范式”，他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当然我们应注意到范氏此著并非原先的博士论文，不过其基础仍是最初的博士论文），因此前已有同类论文，所以就要求范存忠必须能“发覆新意”；范存忠选择的是更为广阔的视野，即非仅“文学”，而在“文化”；二是通识意识的确立，《英国文学史提纲》就明显表现出他的自觉意识，即治学以专题为入手，求知以通识为标的；三是通达的学术史意识与学术伦理自觉，这尤其表现在对其它相关学科（如德文学科的建立）发展的推动力上。
这样的人物，确实让我们遥生敬意。如果说前两者都还表现在具体的学术路径和求知方式上的“自立根基”，那么后者则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学科群领袖的“高瞻远瞩”，不是狭隘的“以我划界”，而是海纳百川式的“兼容并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先生颇得蔡元培的大学理念真谛。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能成就其作为学术史的意义，而其关键，则在于主事者的眼光、学力与胸襟。总结学术史的经验，胸襟和气度的问题看来并非小事，这不仅意味着如何尽量避免固有传统的“文人相轻”陋习，也需要管理者力避“坐井观天”的陷阱，而尽可能站在一个高起点的学术平台上去观察和思考问题，尤其是学术发展战略的规划。而这一点，似是当代大学尤其缺乏的。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同样在南京大学，在英语文学学科里，陈嘉与范存忠似乎一直都有些“瑜亮情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进程里，这类问题不是个案现象。而经由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则犹盛。同在南大，德文学科陈铨的遭遇，也很说明问题，他与商承祖（长期担任外文系主任）的关系，与前者有些相似。这些涉及人际关系的“幽暗一面”，既属常态，又很不正常。背后指向的则是现代学术伦理的建设与自觉问题，其实很有值得反思的一面，是日后需要认真探讨的，此处不赘。
临到末时，涌上心头的，竟是一句“一代英雄谁范公？”范存忠当然不是如范仲淹般的志士仁人，可就学术伦理的层面来看，他在学科群发展中的功用却是可圈可点、值得充分肯定。谁说书生就不是英雄，能够超越狭隘的一己之见、学科派分、门户私利，以学术为天下公器，那他就是学人心目中的英雄。如果我们将英雄的概念稍作延展（我实在觉得现代汉语的表达之贫乏），那么英雄不但指那些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也应该包括那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脚踏实地做出实质推进与贡献的常人。或者也还是因为，在当代如此喧嚣的学术场域里，我们实在太需要、太期待范先生这样的学术领袖了。学术英雄，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