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的时候，德国电影还沉浸在喜剧和情节剧带来的兴奋当
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充满了重重的叙述框架。影片一开始由弗朗西斯向另一个人讲述他所经历和参与过的一段事。接下去，影片开始叙述事件本身：发现几起谋杀和游戏场上施催眠术的卡里加利有关，但警方以查无根据否认了弗朗西斯的猜测。
再一起杀人未遂之后，弗朗西斯决定自己找出事件的真相。他跟踪卡里加利来到了精神病院，结果发现卡里加利居然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一次趁卡里加利睡觉的时候，弗朗西斯和医生们翻看了他的日记，发现他以催眠术控制和指使他的病人进行谋杀的真相。最终被揭露的卡里加利表现出了狂躁的精神病人本性。
这时讲述结束，回到了弗朗西斯最初和别人谈话的场面。但影片并没有到此结束，弗朗西斯再次来到精神病院，与卡里加利发生了冲突。这时观众却猛然发现弗朗西斯实际上是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他叙述中的同伴、他追求的女友，甚至他指认被卡里加利催眠杀人的恺撒，都不过是他在精神病院里接触到的患者。卡里加利则完全是一个清醒而善良的医生。他在分析弗朗西斯的病情，认为他的病可以治好，全片结束。
《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的情节错综复杂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最后当观众发现故事的主要讲述者弗朗西斯本身就是精神病患者，而一直认为是杀人恶魔的卡里加利原来是性情温和的精神病院院长时，真实和谎言在不断的换位中彼此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这一点上，克拉考尔认为原作者雅诺维支和梅育理当感到愤怒，因为他们的本意正是让弗朗西斯带领观众一起揭露精神病院长的伪善本质，借此指责国家权威征集全国力量发动战争的绝对权力，按克拉考尔的说法，“这个深得E.T.A.霍夫曼精髓的恐怖传说是个无所顾忌的革命故事”。最后随着卡里加利罪恶的揭露，理性战胜超出控制的权利，疯狂的权威象征被拔除，达到治疗社会的效果。结果在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弗朗西斯反而成为了疯狂者本身，而无上的权威却得到了再次维护和净化，原来故事中的革命性也就消失殆尽。
不过后来逐步发掘出来的资料没有更多地支持克拉考尔的说法，而且显然更多人同意增加了这一重最终发现弗朗西斯等人自己才是精神病人的叙述框架，更能让观众陷入更深入的思考：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病人，到底社会真理和谬误的界限在何方，个人应当更相信拥有话语权的叙述者还是自身的声音。
战争失败带来的虚无感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与迷茫让这些影片中充满了真实的焦虑感，除了对叙述内容层层叠叠的否定，最终消磨掉真实情节和幻想之间的界限之外，导演们更多地用抽象变形的场景把民众的内心世界外化到舞台上，比如锯齿状的衣服边缘、戏剧脸谱化的化妆、夸张的表演方式。也可以说是把焦虑的情绪用技术的方式固定下来。于是出现了邪恶而无理性的被催眠者恺撒，出现了大胆扭曲的建筑物和背景线条，在对现场灯光进行巧妙的调度之后，“卡里加利”的世界成为了一个不详、恐怖和混乱的世界，和每一个德国人压抑而充满焦虑的内心世界充满呼应。
在克拉考尔的梳理下，随后的《吸血鬼诺斯费拉图》和《瓦妮娜》等片进一步强化了暴君的权威，在这时，由于长时间处于没有希望的沮丧状态，德国民众最终陷入了群体性的麻木。在这样的精神困境中，《腓特烈大帝》出现了，这部算不上优秀的影片传达了一个思想：人们宁可选择专制也不要混乱局面。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2000名群众演员在安排向新加冕的国王欢呼的时候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真正狂热。此后这一类的影片被大量投放，一直到希特勒统治时期。
第一次看完电影之后，克拉考尔迫不及待地写下了长长的题目“电影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寻常景象的发现者”。那么触动克拉考尔的电影景象是什么呢？“一条普通的郊区马路，满路的光影竟使它变了模样。路旁有几棵树，前景中有一个水坑，映照出一些看不见的房屋和天空的一角。然而一阵微风搅动了映影，以天空为衬托的房子开始晃动起来。污水坑里的摇曳不定的世界――这个形象我从未忘怀过。”电影是对生活的如实反映，关注电影就是关注历史。不过对于克拉考尔，影评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1933年，克拉考尔被纳粹驱逐出了德国，遭受了一连串的不幸。1940年，他陪伴了本雅明自杀前的最后时光，并考虑过像本雅明一样告别这个世界。1941年，他最终接受了纽约电影资料馆的邀约，定居美国，写一部关于德国社会发展和电影业之间关系的书，这部拯救了克拉考尔的书，就是最终摆在我们面前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