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金开诚先生回到北大，我重新走进冰天雪地的未名湖，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作为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北大书法所所长，开诚在北京大学工作50年，我和他有20多年的学术交往。金先生的离去让我感到不仅是北大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和书法界重大损失。
开诚先生做学问和写书法都很严谨。《金开诚文集》（4卷）出版时，他的眼睛不好已不能自己校对，仍然对排版错字盯得很紧。从他的身上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校字如仇”。金先生备课超出常人地认真，讲稿上写满细细密密的小字，而且对着镜子录音练习讲授，他几乎把自己讲课的每一段内容都背下来。我有时候很疑惑地问：先生口若悬河，文惊四座，为何还要这样费心备课？他说：哪怕是成了教授博导，也要像青年教师第一次上台那样小心翼翼地去上课。如今一些人上课随便聊天闲扯，但这么多年来，先生讲课认真严格的程度没有丝毫改变。
像金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教授，很多已经不上大课。但他在北京大学书法所授课期间，却坚持连续几天上大课。记得每次上课后我送他回家，见他坐在后车座上，面色憔悴，极度疲劳。一位70多岁的老人，能够一天连着上6个多小时课，中午只是简单地吃顿饭，这种人格襟抱是多么难得！
现在一些学生动辄就喜欢大话，研究大而空的东西。而金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善于从语词句篇章的细处入手做学问，从文辞的考辨到书写自己的思想，其学问是由小及大，由具体而广博。先生不仅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东方文化和中国思想的重建大业，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他终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国学者需要重新创造的新文化。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衰败淘汰的文化，而是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刷，成为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
金先生在无锡一所大学任书法所所长，经常为无锡大众讲演。他自豪地说自己开创了一个先例――不收费讲演。我说这很难啊，今天的经济学家出场费动辄好几万，像您这样的名教授，收费标准应该也很高。他说我就不收费，我一定要纠正这种恶劣作风。他在无锡面对市民和干部，创立了这样一个长期免费的讲座，受到了热烈欢迎和好评。在一切都以商品和金钱来衡量的当代社会，金先生的这种人格境界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
北大很多教授都非常忙，号称“空中飞人”，对学生的论文看得也不是很认真。我出席过很多博士硕士论文答辩，可以说一些导师对学生论文并不认真，对其中论题、文字的错误等没有纠正。金先生认为，学生论文出了问题，老师有重大责任，为人为学，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先生和我在书法所招收了研究生，为了看论文特意买了个高倍放大镜，逐字逐句地读。发现论文的问题后，他把这个学生叫来，提了近百条意见。先生学问是巍巍高山，但又不是高不可攀，而是在一点一滴中让人感受到其人格魅力与精神滋养。先生告诉我，这叫做爱惜羽毛，一个人从黑色的毛、杂色的毛，好不容易修炼成白天鹅，通体白色羽毛，但稍不留神，一点污渍，一泼脏水，就能污染了羽毛。
金先生为北大书法所4周年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只靠北京大学‘金字招牌’吃饭。既然书法界是个名利场，那么我们的特色就在于偏不计较名利！我们要大讲为弘扬祖国的标志性艺术――书法作奉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奉献。我们一无人员编制，二无经济来源，三无活动场所，但‘至少我们还有梦’。我们还有笔墨纸，我们就要拿笔墨纸来做这个奉献之梦。”金先生很关心书法的国际交流，认为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主要就是从事书法的国际交流，要将汉字的审美化书写国际化。先生跟我说，中国书法如果自己关起门来，变成一个退休老人玩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书法必须要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当外国人学了汉语和汉字，拿起毛笔进行书写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如春风化雨般点点滴滴输出去了。
金先生为中国学术文化和中国书法文化的崛起鞠躬尽瘁。他曾和我说过，北大就看两头，一个是口头，一个是笔头，此外都不重要，以先生的口才――文不加点，以他的笔才――立马可待，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的。可惜天不假年，不想先生就这么走了……
先生还说：我不怕古人，我就是研究古人的；我也不怕名人，我本人也比较有名；我更不怕前人。我问那您怕什么？他说我怕后人：不畏先生畏后生。前面一代先生的墓志铭是由这一代书写的，先生这一代人的墓志铭也将由后人书写。他通过点点滴滴地人格修为和精神践行，将自己的音容笑貌留存人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