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肥城的一个小山村。村庄虽小，但周围山环水抱，古朴清幽。山上长满了树木花草，掩映着一些平滑的大青石，那是大人采山砍柴休憩的场所，也是我
和共和国的大多数农村一样，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我的家乡，文化和经济都不发达，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倒也安居乐业。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共和国建设任务的启动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大干快上，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干劲和热情达到了空前的高涨。偏僻的小山村也开始沸腾起来了。
那是在大跃进的年代。开春时节，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母亲参加青年妇女突击队，每天天不亮便下地劳动。爷爷则牵了牛，扛了犁耙，去耕地了。一群学龄前儿童，都被送到了生产大队的幼儿园。幼儿园的阿姨们把我们集中起来，用一根绳子牵着，沿着大街游行。每人手里发了一面用各色彩纸做的小旗子，花花绿绿的，挺好看。小旗上面写了许多字，那墨迹黑得发亮，我便好奇地反过来正过去地看。彩纸做的旗子毕竟经不起我的折腾，撕裂了，我懊恼得几乎要哭。阿姨没有责怪，只是把她自己手里的小红旗给了我。这下我才高兴起来，不敢乱动了，把小红旗高高地举过头顶，另一手抓着绳子，跟着队伍继续行进。
后来不去幼儿园了，便在家里，天天跟在奶奶的身边转来转去地玩耍。有时候蹲在大门口的石阶上，盯着对面石墙上那一排用石灰粉涂刷的大字标语，默默出神。看着那些比我大些的、已经上小学的孩子，抬了一口钟，一路“铛铛……铛铛……”地敲着从我面前经过，心里着实羡慕。大人们说，那是送往邻近的孙小庄炼钢的。
父亲当时在外地当老师，有学问且写得一手好字。他每次回家来都给我带回一些《看图识字》之类的读物，教我读汉语拼音，又教我怎么通过汉语拼音认字。父亲告诉我说，大门外石墙上那十个大字是：“种地不养猪，必定有一输！”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是个学龄前儿童，还没有上学的我居然能够认识不少的字了。
小孩子好奇心强，是闲不住的，一天忽发奇想，趁着奶奶没有看见，我钻进了里屋那土砌的炕洞里。
炕洞里光线很暗，满是尘土。借着洞口透进来的一点儿亮光，我看到墙角堆放着一大捆书，便从炕洞里给推了出来，然后再钻出炕洞，将书拉到光明处，顾不得满头满脸的土灰和蛛网，坐在地上一本一本地翻看。奶奶在做针线，隔着老花眼镜看见了，不但没有嗔怪，却是带着一种充满慈爱的欣喜。
那些书都是父亲和叔父上小学时候的课本，文字浅显易懂，且配有许多插图，读起来竟是饶有趣味儿。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几幅插图，线条简练、稚拙自然，有如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很好看的。
看一阵子书，便想到要写。使用的是名副其实的“硬笔”―― 一块带尖儿的石头。踩着爷爷奶奶的桌子，就在那堂屋里的石灰墙上“写”起来。与其说是写，倒不如说是画或者刻。那个时候也不知想写什么东西，然而写出来的却是“社会主义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就是把大街墙上刷的标语口号给搬到家里来啦！日久年深，那原本白色的石灰墙早已是黑色的了，我用硬石头划出的白字，却是十分醒目，父亲回来了，抬头盯着石灰墙端详了半天，竟也十分赞许，连连点头说“好、好……”可能这就是我最早的“书法”创作作品了。
得到父亲的表扬，我的“创作”积极性得到了高度发挥。这么一来，家里的墙上、地上、锅台上、大门上，便全都有了我的“作品”。石头划的，粉笔或者黑木炭写的，工具五花八门，作品也五颜六色。算起来，这个时期，也是我的“书法创作”高产期呢！
逝者如斯，岁月悠悠，近年的许多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儿时的记忆却像一坛陈年老酒，永远让人回味无穷。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学读书、参加生产劳动、进工厂当工人、参军入伍，学业、事业，戎马倥偬，事务繁忙，再也没有更多的闲暇能够自由自在地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然而这种读书写字的兴趣却是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愈加浓厚了。
（2003年2月）
《走进京华御云斋――刘广迎艺术之旅》刘广迎著，广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定价：1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