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尔・亚当斯传世佳作400》
[美]安德里亚・G・斯蒂尔曼编
冯建国译，定价198元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史蒂格利兹有一次对安塞尔・亚当斯说，你做照片的时候就像在做爱。的确，作为一位对后期洗印技术极其重视的“纯摄影派”大师，暗房对于亚当斯来说至少和床一样重要。亚当斯总是自己放照片。他曾经说过，他不是在“拍”照片，而是在“做”照片，“拍”这个词――在英文中是shoot或take――似乎意味着一种征服，一种占有，似乎相机是一种武器，而“做”――make――则更像是某种参与，某种合作，某种谐调和共鸣。正如1976年美国出版的摄影百科全书上所介绍的，“当你站在一幅安塞尔・亚当斯的照片前，你无法不被他那技术上的纯粹和华丽所震撼，从纯白到漆黑，那没有丝毫颗粒感的图像，具有无限丰富层次的色调”。
亚当斯成为一名摄影家纯属偶然。他1902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一个殷实的家庭，在14岁之前，他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摄影家，他的志向是做一名职业钢琴家。但那年他由于练琴用功过度而被送到舅父家去疗养，他舅父住在风景如画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个开照相馆的。于是他得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拍下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批照片――他自己称之为“视觉日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半圆顶山丘”。这次疗养改变了他一生。这之后他一直在钢琴和照相机之间犹豫不决（虽然与此同时他在这两方面的技能都在不断提升），直到1930年，他才最终决定放弃钢琴，完全投身于摄影。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总是让我们想到古典音乐的原因。它们同样都是那么庄严，清晰和气势磅礴。多年的音乐素养已经深深地渗进了他的灵魂。或许在本质上这是一回事。不过原本用来弹奏巴赫和贝多芬的手，现在被用来摆弄相机和底片了。1932年，亚当斯与他的老师兼密友，摄影家威士顿等人组成了一个名为“F64”的摄影小团体。“F64”是当时相机上最小一级的光圈，顾名思义，他们主张用很小的光圈获取较长的景深和极好的清晰度，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纯摄影派”。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现出色调微妙的多样性，亚当斯还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创立了独特的“区域曝光法”：即在拍摄前就预先知道色调，从而决定曝光和冲洗放大的时间。
这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拍出――不，应该说“做”出――完美的照片。亚当斯很少拍人像（即使拍了，拍出的效果也像是雕塑），而在他最重要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美国或粗犷，或壮观，或秀美的自然风光――里，几乎从未出现过“人”的身影。那里有岩石、有云、有树、有瀑布、有雪、有海，但没有人。那些照片甚至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里根本就不该有人。似乎任何人的痕迹的出现都会破坏整个作品的完美性。这些作品没有丝毫的烟火气，它们如此圣洁，高贵，宁静，以致于有时候你会觉得它们的拍摄者不是人，而是上帝。我怀疑，作为一个极端的完美主义者，亚当斯正是为了追求极致的完美（至少是在他眼中），才几乎完全摒弃了摄影的记录功能，而使手中的相机成为“纯粹传达美感的工具”。（就像《时代周刊》所说的，“把摄影的记录功能与美学功能分得那么清楚的，在现存的摄影家中，还没有哪位赶得上亚当斯，他那些成名的风景摄影作品和记录扯不上任何关系”。）
这样做无疑是危险的。它不仅很容易走入做作的唯美主义死胡同，更会招致许多反唯美的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攻击。（最常见的一句话是：“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中，居然还在拍石头。”）但亚当斯似乎注定了是个上帝的宠儿。他那些精心“做”出来的照片却并不让人感到有丝毫做作，相反，它们自然得就像自然本身。而他那些被批评为“明信片风格”的风光照片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散发出如同古典音乐般的恒久魅力。静静地凝视它，你会意识到并非随便谁都能拍出那样的照片。高超的测光和洗印技术当然必不可少，但那里面还有超越技术的别的什么东西。安塞尔・亚当斯长得有点像个卡通人物，歪鼻子（他四岁旧金山大地震时撞歪的―――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灾难），花格子衬衫，宽边牛仔帽，他的一生只能――也只需要――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幸福。富裕的家庭，成功的事业，健壮的身体，他几乎没吃过什么苦头――除了对艺术的艰苦探索，而那是他自找的。所以，只有亚当斯才能拍出那样的照片。他的幸福和平静就像森林里的一块石头那样安稳。正如有人说过的，如果这个世界有造物主的话，那么他（或者她）就可能藏身于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里。那东西可能是一阵风，一棵树，或者，一名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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