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寄予于上的疾风暴雨似地变法的不成功性，早已被中国的历史所证明。当时的中国民力已弱、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变法富强首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后话。
光绪皇帝（中）
历史上，光绪是一位开明而有血性的皇帝。
为求变法，重整朝纲，不惜甘愿犯祖宗之法。然而，同治去世后，慈禧之所以不顾朝野反对，立其妹所出继位为光绪皇帝，就在于便于长期把握朝纲，这无疑是光绪和慈禧戊戌发生根本冲突的重要因由。只是西方列强的入侵，维新变法的主张使得这种冲突在戊戌百日维新中，突破了传统中国宫廷的皇权之争，成为中国近代改革的先声，诸多历史细节至今令人难以释怀，引人追思。
对此，王也扬先生在《炎黄春秋》2008年11期发表了《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认为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改革，变法时期光绪对改革的认识和决心方面实际上已超出了俄国的沙皇彼得一世和日本的明治天皇。沙皇彼得一世的改革认识源于国外游历所见所闻的刺激影响，产生了学习外国达致富强的愿望；明治天皇的维新变革是因为在倒幕运动中获得了权力，顺从了倒幕志士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光绪变法的觉悟则来自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的千钧压力，变法的认识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以致为求变法，甘愿“坏祖宗之法”（变法中对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说出了“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虽无权何碍”，这样难能可贵的话）表明光绪是一位“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值得我们纪念。
笔者认为，以上两点确实是光绪难能可贵的地方，值得我们思考纪念。但是，由此说明光绪的改革动因，进而认为是“为了国家不惜权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说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改革”，则与史不符，有些勉强。
事实上，自光绪入宫继位以来，深居宫中，虽贵为皇帝，胸有主张，却既无朝廷的决断之权，也无栋梁重臣可依靠；朝野大事，均视慈禧意志定夺。如康有为所言：“皇上虽为皇帝，而大权一切在西太后，皇上虽明西法，极欲维新，而无可如何，故在位二十余年，而无一日之权，所有割地鬻民之事，皆由西太后为之，而外人不知，多归咎于皇上。此天下古今大不直之事。”这无疑是光绪为求变法，甘冒失去帝位风险，支持变法的根本原因。当德国占据山东后，面对日益尖锐的矛盾，光绪直言：“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在那个国破山河在的危难时期，光绪不惜一切的主张变法，既是为国家富强抵御外辱，也是为祖宗社稷，为自己能真正君临天下，建立文治武功，像康熙一样，开创大清的盛世伟业。但是，光绪眼中的国家概念不是今天的国家概念。光绪的国家还是祖宗之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的概念。光绪的戊戌爱国既有面对列强入侵，爱中华领土不被列强侵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具有现代爱国性的一面；更有爱江山社稷，祖宗留下的基业不致易人，维护皇权唯一性，不愿作傀儡的一面。
这也是在变法的新政中，光绪对“兴民权”的主张始终有所保留的重要原因，确保皇权的唯一性，最终把“兴民权”的政治呼声定位在历代贤明皇帝的“广开言路”上。只是光绪戊戌期间“广开言路”的上谕，除强调各地的督、抚以及各省道、府、州、县官吏“均得上书言事”外，还规定“至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即径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别经发觉，定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处”，比历代皇帝的广开言路走得更远。究其根本，变法的政治主张和上谕仍然强化的是“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中国若实行民主，始于小分裂，建成大分裂，终致灭亡”（康有为语）。整个变法的核心主轴就是：外争国权，内争君权，抵御外辱，强国强兵。因此，在充分肯定光绪历史进步性、开明性的同时，我们很难对如此复杂的历史和人物，仅凭个别词句，就认为光绪是“为了国家不惜权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
仅由于光绪身为皇帝，既是变法的支持者，更是变法的主导者，变法的决心坚定而急迫，就认为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改革”，同样牵强。事实是，由于光绪变法动机的多样性和急迫性，注定了戊戌变法的小众性和失败性，使其成为一次最没有可能成功的改革。这种不可能成功性首先表现在对改革动力的认定上。无论光绪还是康有为，对变法的动力完全寄希望于以天授皇权号令天下，以封建的道德伦理威权让大权旁落的光绪能够有充分的“事权”。如康有为所设想：变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这无异于将如此尖锐的政治改革视同儿戏，几近空想。其次，在改革预期上，不仅康有为以“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游说天下。认为以中国地域之大，人口之众完全不像日本明治维新要三十年之久，只需十年，就可使大清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变法期间，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起，到八月六日变法失败止，共计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中，光绪共发出了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三件。而在七八月之交的十七天里，下达的谕旨多达132件。变法期间下发的诏书内容涉及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改革既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又没有充分的权力基础，仅凭一个皇帝的名号就开始了这样疾风暴雨、急功近利似的政治变革，其阻力和草率可见一斑。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变法中的不少上谕都是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未经任何讨论，大部分不是缺乏可操作性就是消解在无形中。例如备受肯定的废除八股考试，就是在所有读书人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颁布的，使得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无所适从。再如，变法之中，光绪下诏裁撤闲置衙门冗员，涉及近万人，只是要各地督、抚“速记切实筹议”，缺乏一个妥善的安排。这些都使变法备受诟议，使得一些原本中间的势力也成为变法强烈的反对者。对此，身为维新人士的张元济当时就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这种单寄予于上的疾风暴雨似地变法的不成功性，早已被中国的历史所证明。严复早在1895年就在《原强》中指出：“往者，王介甫之变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于亡宋，此其故可深长思也。管、商变法而行，介甫变法而敝，在其时之风俗、人心预期法之宜与不宜而已矣。”进而认为，当时的中国民力已弱、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变法富强首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后话。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不仅不是“近代中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改革”，而且从一开始就“举动毫无步骤”，注定是一场不会成功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