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已经是那么的著名，甚至在中学生的历史课上，教师讲到法国大革命时，往往都会提到，称他是一位遭敌人暗杀的革命家和英雄。但也有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而把他看作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大卫和波德里两位画
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生于瑞士纳沙泰尔附近的布德利（Boudry,Neuchatel）。成年后的十年间外出寻求机会，没有人确切知道他的情况，可能包括波尔多、巴黎和伦敦。完成学业后，他广泛游历欧洲新教地区，最后在伦敦开设了一家诊所。1775年，大概是一篇有关慢性淋病的文章，让他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医学学位。
1776年，马拉迁居巴黎。在这里，凭借一位病人的侯爵丈夫的帮助，马拉得以在1777年任职路易十四的幼弟、即后来的查理十世阿图瓦伯爵（comte d' Artois）私人卫队的医生。
作为贵族中的一名宫廷医生，这时的马拉用他丰厚的收入在他情妇的家里建起一个实验室，希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科学家，并连续发表多篇有关火、热、电、光方面的论文，在巴黎的科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却得不到科学院的赞同，尤其使院士们感到吃惊的是他的轻率的反牛顿物理学的观点。这让大卫感到非常不快。而更使他恼怒的是他在1780年出版的《刑事立法计划》（Plan de législation criminelle）一书，被认为具有颠覆性质，遭到当局查禁。《不列颠百科全书》相信：“可能正是此事成为他痛恨现行制度的开端，而更重要的是他（提交了成果却）未被选入科学院，使他感到遭受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之苦，因而加入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
法国革命爆发后，马拉立刻从医生和科学家的身份转向于政治。他先是出版了一本题为《献给祖国》（Offrande à lapatrie）的小册子，稍后在1789年6月出版了一本此书的补充读物，宣称国王只关心自己的财富，不顾人民的死活，还对那些建议把英国的政治制度作为法国的榜样的人进行了抨击。
1789年9月，马拉开始出版一份报纸，最初名《爱国导报》（Moniteur patriote），四天后改为《巴黎政治家报》（Publicisteparisien），最后定名《人民之友报》（L’Ami du peuple）。从“人民之友”的立场出发，他怀疑，既然革命是有它的敌人的，那么，一切有权力的人，就都是“人民之敌”，而为使革命继续进行，就应该消灭这些敌人。他利用他创办的这份报纸，报道了许多莫须有的事，来激发读者对他们的仇恨。1792年9月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作为巴黎的代表、赢得了一个议席之后，马拉在各种场合的言论，例如在雅各宾派的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鼓动巴黎普通市民的阶级感情，影响很大。他尤其鼓吹独裁政治，用暴力完成革命，实行大屠杀，特别主张应事先对贵族采取防范措施，因为，他说，他们正在阴谋策划毁灭革命。他在1790年6月这样写道：“割下五六百人的头颅就能保证你的平静、自由和幸福。虚伪的人道束缚了你的手脚，压制了你的斗志，因为这样，你的千万个兄弟就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著名历史学家法朗索瓦・米涅（Francois Mignet,1796-1884）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特别指出，马拉的言论和行径“带有一种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既不考虑法度，也不考虑人的生命。”他严厉抨击说：“在革命时期，有过一些完全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哪一个都没有比他对那个时期起更为恶劣的影响。”（郑福熙译）
有意思的是，马拉的外貌也和他的心灵一样丑。历史学家描述他“个子矮小、形体畸形、面容丑陋”。他还患有学名为“疱疹性皮炎”（dermatitis herpetiformis）的皮肤病，特别是在他死前的最后几年，皮肤瘙痒难忍，还起水疱，唯一能够使他缓解的是泡在掺有药水的浴盆里，只能在浴盆里临时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处理事务，记下他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单，然后迅速审讯，判刑，往往是不加审判便将他们送上断头台。
马拉的这种暴戾行为激起夏洛特・科黛的极度痛恨。
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1768-1793）生于法国诺曼底利尼埃附近的圣萨蒂南（Saint-Saturnin-des-Ligneries）一个贵族家庭，母亲是古典主义悲剧大师皮埃尔・高乃依的后代。小时，母亲和姐姐相继去世，父亲只好怀着极大的悲痛，把她和她妹妹送往诺曼底她姑母所在的卡尔瓦多大区的冈城（Caen,Calvados），进了冈城隐修院（Caen Abbaye-aux-Dames）。科黛就在隐修院的图书馆里，第一次接触到普鲁塔克、卢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完成自我教育。1791年之后，科黛就和姑母一起生活，不但是姑母亲密的伴侣，还是她产业的唯一继承人。
科黛一直对激进的雅各宾派非常反感，而倾向于温和的吉伦特派。1793年5-6月，吉伦特派被排除后，冈城成为反对国民公会“联盟派”的活动中心。由于受吉伦特派，尤其是吉伦特派的逃亡者夏尔・巴巴卢（Charles Jean Marie Barbaroux,1767-1794）的影响很深，因而自愿去为吉伦特派的事业工作。
科黛不是保皇党，她憎恨马拉是因为，她认为，1792年的“九月大屠杀”（September Massacres），总计约一千二百名多数属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未经审判便被屠杀，马拉应负主要责任，还有另外几次事变的发生，马拉也是元凶。她还认为，马拉所鼓吹的处决路易十六国王是不必要的，她甚至相信，所有威胁共和国的伟大美德的焦点就都在马拉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应该被处死。
1793年7月9日，二十五岁的夏洛特・科黛离开姑母家，带一册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乘公共马车来到巴黎，在“天意旅馆”（Hotel de Providence）的一个房间住下来。她带了一把刀刃长六英寸的大菜刀，并写好一份《致法律和和平之友的法国人书》（Adresse aux Francais amis des lois et de la paix），说明她将要付诸的行动，即杀死马拉的动机。她先到了国民议会，来实现她的计划，发现马拉已经不在会议大厅了。她于7月13日午前来到马拉的家，说是要告诉他有关吉伦特派要在冈城暴动的情况，就回去了。当天傍晚她又去了。马拉允许她进他室内，当时马拉正在浴盆里沐浴。于是，科黛向他口述所谓计划暴动的吉伦特派人士的名字。就在马拉一一记下这些名字，并称这些人将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科黛从她的披巾下掏出那把菜刀，砍向他的胸部，刺穿他的肺、动脉和左静脉。马拉喊了一句：“救救我，我亲爱的朋友！”（Aidez,ma chère amie!），就死了。
夏洛特・科黛没有逃跑，于是当场被捕。在“革命法庭”受审时，科黛声称杀马拉是她一个人的单独行动。她的无所畏惧的答辩有这样几句：
问：“你为什么要刺杀马拉？”答：“为了平息法国的暴乱。”
问：“这件事你计划很久了吗？”
答：“从5月31日国民代表被处死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意图。”
问：“那么你是从报纸上知道马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扰乱法国……”
接着，她就像罗伯斯比尔要处死路易十六国王时说的，大声说道：
“我是为了拯救十万人而杀了一个人，我是为了拯救无辜者而杀了大恶人，为了使我的国家安宁而杀了一头野兽，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从来就是精力充沛，无所畏惧的。”
1793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被送上断头台。
生命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是人一切其他权利存在的基础，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他人的生命。因此，科黛刺杀马拉无疑是一件犯罪行为。但是，科黛与马拉本无私人仇怨，她不是出于个人报复的动机，而不顾自己最基本的生命权，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拯救十万个无辜者而杀了一个“大恶人”，她的勇敢的行为也无疑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马拉之死，作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但被写进每一部法国革命史、甚至法国历史著作中，也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激动人心的素材。德国艺术家斯特凡尼・潘内马克（Stephane Pannemaker,1847-1930）创作了一幅精致的版画《马拉之死》，作为埃米尔・德・博纳舒瓦（Emile de Bonnechose,1801-1875）《法国史》的插图；1907年，著名挪威油画家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创作了油画《马拉之死》；甚至帕勃罗・毕加索也在1934年创作了《马拉之死》，为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本雅曼・佩雷（Benjamin Péret,1899-1959）的作品《柴堆后》（De derriere les faggots）作封面。不过，最著名的《马拉之死》的画则是大卫和波德里的两幅。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画家，他精湛的技法，在反对洛可可的陈腐画风，恢复古代优良的绘画传统上有巨大的功绩，并对以后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学院主义的绘画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同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以他的画作投身于政治活动，尤其在大革命时期，创作了歌颂罗马共和的巨幅油画《扈从把他儿子的尸体送给布鲁图》（The 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1789），以共和政体的象征，来表达自己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立场。他的《萨宾妇女》（The Sabine Women Enforcing Peace by Running between the Combatants,1799），斯蒂芬・琼斯在《剑桥艺术史》“十八世纪”一章说：“尽管画上画的全部是古代的事，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穿古装的人在攻克巴士底狱”（钱乘旦译）。
大卫作为激进的雅各宾派成员，还是该派领袖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比尔的朋友，他这样做可以理解。同样可以理解，在1792年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上，大卫作为被新选入的代表，和罗伯斯比尔及马拉同站强硬的立场，也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他这态度为他赚得了一个“凶恶的恐怖分子”（ferocious terrorist）的外号。马拉被刺后两小时，大卫赶到现场，为他的这位朋友画了速写，并组织了一次场面宏大的葬礼，将他安葬于先贤祠。由于马拉是在书写之时死在浴盆里的，大卫希望在葬礼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尸体都沉浸在浴盆里，但是无法做到这样，因为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于是在人们前来看望尸体时，就定时给尸体喷水，使开裂的创口润合。随后，大卫又创作了一幅《马拉之死》的油画。他曾经这样说到创作的动机：“公民们、人民都在召唤他们的朋友，他们忧伤的声音都可以听到：大卫，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复仇……我听到了人们的声音。我听从了。”于是他急速绘画，当年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有力的形象。
大卫用尽一切艺术手段把一次政治上的牺牲描写成一次真正的谋杀。在大卫的笔下，马拉的形象是理想化的：周围的一切都非常真实，马拉被刺杀在浴盆里，凶器掉在地上，鲜血从马拉的胸口流出，脸上露出愤怒而痛苦的表情，左手仍握着“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连字迹都清晰可见。但看不出马拉患有影响他形象的严重皮肤病，他的原本丑陋的脸也显得清秀可亲。大卫在画中是力求用他的笔唤起观众对他心目中的这个革命家产生崇高的敬意，有研究者甚至认为作品具有圣像画的风格。美国加州大学艺术史教授艾伯特・博伊姆（Albert Boime）在他1987年出版的《1750至1800年大革命时期的艺术》中评论说，这幅画是“一位艺术家的政治信仰直接表露在创作中所能达到的生动证明”。与之对比的是保罗・波德里同一题材的画作，他作于1861年的《杀死马拉之后的科黛》（Charlotte Corday after the murder of Marat）。
波德里（Paul-Jacques-AiméBaudry,1828-1886）最初向古典主义画家米歇尔・德罗林（Michel Martin Drolling,1789-1851）手下学艺，1850年获罗马奖。后去意大利，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画家柯勒乔（Correggio,1494-1534）等的意大利艺术中吸取灵感，创作了表现古罗马《维斯太贞女的殉难》（The Martyrdom of a Vestal Virgin），还有《施洗者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和希腊传说中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勒达》（Leda）等作品，在1857年的沙龙上展出，获了奖。可以看出，波德里前期阶段的创作，倾心的是古代和神话题材，或者如1862年的《珠母和海浪》（The Pearl and the Wave）这类幻想的题材。他在1861年创作的《刺杀马拉之后的科黛》（Charlotte Corday after the murder of Marat）是他唯一的一幅表现历史题材的作品。这也表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要用他的画笔来抒发他的感想。
波德里无疑是出于对马拉的愤怒和对科黛的崇敬才画这幅画的。他不隐讳科黛杀死马拉是一次谋杀，但他没有像大卫那样，不让科黛出现在画面上，虽然事实是她当时就不想离开。在波德里的画中，她就站立在被害人的身旁，表现对自己行为的负责精神，是一位正气凛然的英雄。两幅画的作者所表现的完全不同的立场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