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四年前，有一位记者采访我有关“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所谓“成功”秘诀时，我用了一个词：“坚持”。四年过去了，这套丛书度过了它整整20岁生日，出书总量也超过了百种，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同类的问题，我恐怕还想
缘于此，当有媒体约我写点关于这套丛书的文字时，我总是犹豫再三。但媒体和学界对这套丛书的偏爱好像有增无减，更有一些研究机构将其作为当今中国出版的个案来分析。这让我不得不寻思：“创新”和“坚持”究竟是一个二律背反，还是可以兼容的两面？仰或在学术著作出版中，它们本身就应该是“体用一如”的？实践较之理论总是更为新活和有说服力，与其巧舌如簧地四处求证和辩驳，倒不如讲一些历史原委。
缘于巧合 却非偶然
我真正参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在2003年调入江苏人民出版社之后。由于我原先工作的江苏古籍出版社（现改名凤凰出版社）与江苏人民社同属一个系统，而我本人与这套丛书最初的策划人（此就出版方而言）周文彬先生向来熟稔，所以丛书出版伊始即闻消息。我也时不时去周的办公室索要新出的样书。至于丛书的主编刘东先生，说起来还是我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时的师兄，不过由于首尾相隔了四级（他是77级，我是80级），尽管我对他的一些趣闻佚事至今记忆犹新，而他对我这样的小师弟则显然没有什么印象。对于他自己过往的历史陈迹，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每每别人津津乐道时，自己却常常懵里懵懂。也许藉着这份机缘，当2005年周文彬先生退休，由我接手负责这套丛书时，我们的话语总会因一些共同熟知的人或事而丰富起来。
回到题内来，谈谈这套丛书的出版缘起。这套丛书始出于1989年，但实际酝酿的过程则更早。在江苏人民社方面，早在1985年，受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影响和业内推出多套丛书的压力下，当时的社领导也雄心陡起，打算组织出版一套有影响的丛书。
按当时规定，京沪两地的出版社属于全国性的，其他各地出版社属于地方性的，服务对象有别，出书宗旨也就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方社纷纷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动起来，推出“走向未来丛书”，随后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走向世界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面向未来丛书”，皆得隆誉于一时。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与这三套丛书的发动有莫大的关系。江苏人向来不太爱冒头，但“人文荟萃”几个字总令他们沾沾自喜，所以看到外地出版社在文化建设上开了头，自然有点坐不住。按照社领导的指示，当时还是普通编辑的周文彬和其他一些编辑，利用出席学术会议、参加书展和出差组稿等种种机会，展开详细调研，希望搞出一套像样而与众不同的丛书。
1987年下半年，他们找到了当时正在北京攻读博士的刘东。作为李泽厚和庞朴两位先生的弟子，时为青年才俊的刘东意气奋发。他因是江苏人，又和周文彬相熟，于是出了不少建议，主要的意思是：“在丛书林立的情况下，江苏要打响，选题必须有独家特色。”这种说法大概就是时下常说的“创新”。他同时透露了自己与几位同道的计划，就是打算搞一套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丛书。至于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丛书编委会的官方表达是：“借鉴海外汉学，促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刘东自己在为丛书出版十五周年而作的《熬成传统》一文中说，他从一开始对编辑这套丛书的内容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其一，是要能够做到“朝花夕拾”；其二，是要能抓住某个足以引诱他的“知识增长点”。虽然刘东自己对这两个要求有充满诗意的诠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拜读一下），而我缘于出版人的习惯还是想做些通俗的表达，即第一个要求是出于对那种“朝花朝拾”的功利主义的不满，第二个要求则强调了学术视野应具前瞻性。
回头再说说出版社方面，当周文彬等把这个消息带回社里时，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社领导中有肯定的意见，也有否定的意见。肯定者认为这套丛书有新意，不仅题材新，而且视角新，在当时汲汲于种种洋思潮的丛书中，确是独树一帜。否定者也是言之凿凿，认为中国人应该立足于自己的研究，外国人研究中国是隔靴搔痒，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在经济效益方面也未必有好的预期。但最终还是肯定的意见起了作用（尽管不是大多数），丛书也就列入出版计划。
由此总结这套丛书出版的缘起，我总爱用八个字：“缘于巧合，却非偶然”。所谓“缘于巧合”，大概以上已经说清了；而说“却非偶然”，是因为江苏人民社在经过两年多的调研后才遴选出这个选题。出版往往就在这种“缘于巧合，却非偶然”的过程中前行。
边出版边丰富
丛书启动后成立了编委会，名单在当时看来就相当抢眼：顾问是李慎之、金克木、戈宝权；主编是李泽厚、庞朴；副主编是刘东、姚大力；编委是王友琴、王润生、刘迎胜、刘昶、苏一宁、何光沪、沈宗美、周国平、张伯伟、张国刚、段小光、钱乘旦、梁治平；海外通讯编委是张继武、陈意新。
据周文彬的回忆，这份名单从一开始就是形式上的，主要出于对外宣传需要，实际筹划与创办这套丛书者主要是刘东和姚大力。当然，提供建议、书目等相关工作的人有不少，不过都是客串性的。1989年之后，丛书不再设主编，实际工作由刘东主持，所以丛书改由刘东任主编；编委会因名同虚设，也就逐渐取消了。
丛书原计划出三辑，并没有后来打算的那样发展。第一辑10种，从1989―1992年出齐，具体为：《中国的现代化》（罗兹曼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等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英时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兹著）、《摆脱困境》（墨子刻著）、《儒家思想新论》（杜维明著）、《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夏瑞春主编）、《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格里德著）、《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郭颖颐著）、《台湾：走向工业化社会》（吴元黎著）。这些著作及其作者在当时国际汉学界均堪称为耳熟能详，但对国内大多数学者而言尚是十分新鲜。所以这10本推出后，的确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随后推出的著作及其作者则是越来越丰富，我这里不按时序随举几例就可说明：《儒教与道教》（马克斯・韦伯著）、《洪业：清朝开国史》（魏斐德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柯文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策纵著）、《中国社会史》（谢和耐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萧公权著）、《经学、政治与宗族》（艾尔曼著）、《中华帝国的法律》（布迪等著）、《佛教征服中国》（许理和著）、《大分流》（彭慕兰著）等等。
细心的读者可以按照各书出版的时序看看这套丛书是如何不断地丰富而饱满起来的，也可以通过各书的内容、方法和视野看看它们是否都配得上名家名作，还可以考察一下它们对我国当代学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我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真实情况是，其实在丛书出版伊始所遇到的否定意见一直是如影相随，它来自多个方面，有的是可以理解的，有的则是不可理喻的。譬如初期出版的一些图书经济效益不理想，这尽管是社科学术图书的常态，但由于出版社从来是自负盈亏的，有些编辑对做此类赔钱赚吆喝的买卖觉得划不来；有些人出于政治安全性考虑，认为过多出版西方学术著作恐怕有不利影响。这两种意见倒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喻的是，有些人根本没有看过这套丛书中的任何一本，也从未去向业内外了解一下情况，就将这套丛书说得一无是处。这种意见如果来自普通群众倒也无伤大雅，如果来自某些大人物那就相当麻烦。因此这套丛书在一段时间里叫停的声音不断，以致有的年度只出了二三种，影响渐微。所幸被戏称为“书呆子”的周文彬一直坚持着，而某些有影响力的编辑也鼎力支持。不得不说的是，这套丛书历经的三任社长，都是听得进善言的，也正是他们顶住了压力，才使这套丛书没有中途夭折。常言道：“领导是人才成长最好的环境。”就出版社而言，它甚至可以借喻为另一句话：“领导是出版好书最重要的环境。”
话题又得回到刘东。自从他承担起这套丛书的主编工作后，不仅原先定下的宗旨没有变，效率还变得格外高起来，原本可能扯皮或推诿的情况不存在了。当然他也是相当不容易，除了要不断遴选新的书目，还要物色可以胜任的译者。这两项工作都十分繁琐和艰难。就前者而言，往往浏览了一大堆，也未必能找到一本中意和可心的。就后者而言，由于翻译在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中一直得不到重视，肯做这类事而又合适的译者有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再者他又有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这在体制内算是他真正的本业。这也造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当某些学者津津乐道于这套丛书时，又掉过来说刘东是“不务正业”。然而在我们出版人看来，像刘东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主”而不“编”的情况现在是司空见惯，刘东则是我们见到的少有的例外。
前面说的遴选书目和物色作者是别人可以想象得到的，而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务性工作，前期只有周文彬知道，后期只有我知道。从2005年我接手此项工作到现在，刘东与我的通信就有千封以上。那么，在以往漫长的十五六年时间里，他与周文彬的通信又会是多少呢？
借力“凤凰文库”
一直有记者问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至今整整20年，其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我尽管参与其间较晚，也不喜欢记流水账，但为了留下点信史，通过请教周文彬，按时序总结成五个阶段：1989―1992年为第一个阶段，1993―1997年为第二个阶段，1998―2002年为第三个阶段，2003―2007年为第四个阶段，2008年至今为第五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属起始阶段，第二个阶段属较曲折的阶段，具体情况前面已经说过。
第三个阶段属正常发展阶段，它的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在北京召开了丛书出版10周年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开得相当成功，可谓“群贤毕至”，丛书的影响由此一下子扩大，各书的发行量也大为提高，社内否定的声音则越来越少了。
第四个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它的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开辟了一个子系列――“女性研究系列”；二是改版重印了10种影响较大的图书，并在2003年上海书市期间召开了专门的推介会，影响很好。自此，新出图书也统一采用全新的开本，而且每年推出新品种近10个。2005年又改版重印了另10种广为读者欢迎的图书。这样，新书加上重印书，发行部可向市场提供的有近80个品种，这在学界造成了强烈的反响。几乎所有的学术专业书店，都把这套丛书当成看家书，设有专柜；许多报刊也对丛书推出的每个新品及时报道，赞誉有加。在这种情况下，社内否定的声音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好好维护的呼声。我们由此在购买版权上加大了力度，以每年出书量10种为基准，按四倍的比例储备品种。另外，经与刘东商量，开辟了第二个子系列――“海外学子系列”，同时酝酿第三个子系列――“环境研究系列”。这两个系列的开辟，相信会引起学界的兴趣。
第五个阶段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8年，我社所属的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组织出版“凤凰文库”，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整体纳入其中。入选其中的最大好处，就是有资金补助，这在此套丛书的出版史上尚属首次，自然也是令人高兴的。记得以前刘东跟我谈起我省的重点书补助政策，他因这套丛书从未获得而愤愤不平，我则笑着劝他做个“布衣名士”更自由。话虽这么说，从事学术图书出版，捉襟见肘的窘境总是令人苦涩的。在学者，有时可以发狠不做也罢。在出版社编辑，往往没有那么自由，如果领导让你从事学术出版，你除了看着他人点着厚叠叠的年终奖，还得背上一种“原罪”，连救赎的可能也不存在。这是目前许多出版社的常态，哪怕是富得流油的出版社也不能免俗。
有了补助，可以多买些版权，多出些好书。譬如2008年，丛书新品推出了15种，这在历史上是年度出书最多的一次，而其中如《中国与达尔文》、《欧几里德在中国》、《王弼〈老子注〉研究》、《帝国的隐喻》、《私人领域的变形》等书，都是不可多得的名作。当然，由于读者的习惯认知，如何兼顾原丛书和新文库两者的关系，还有待于社内各部门的协调。
超前的“中为洋用”
做完冗长的回顾，再回到开首的话题：孰为创新？何以坚持？
有考据癖的人可能一下子会想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一著名的汤之盘铭，又会搬出宋儒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新解（程朱将“亲民”训为“新民”），认为我们的老祖宗是最早提出“创新”概念的，也是擅于不断“创新”的。但不服气的人认为“创新”概念实是18世纪西方技术革命的产物，不能无限地扩展。我倒认为，与其在理论上纠缠这个概念，不如在实践上好好运用这个概念。“创新”当然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因，但有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不也是借“创新”之名实现的吗？譬如眼下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一帮华尔街的精英们以种种金融“创新”产品闹腾的结果。而目前国内大大小小的政绩工程，也无一不是挂着“创新”的美名。因此，“创新”如果不前冠以“健康”二字，有时就成为一种折腾，区别仅在于有时是喜剧的，有时是悲剧的。联系到出版界，改革开放30年来，出了多少套丛书恐怕不是一时数得过来的，但能够存活下来的，都是那些真正配得上具有“前瞻性”的丛书。就拿“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来说，在当时风起云涌般“洋为中用”的声浪中，关注着一种“中为洋用”的学术形态，这无疑是超前的。而这种“中为洋用”再转为“洋为中用”，并对“古为今用”提供另类的方法、观点，这恐怕就是它不断受到学界和读者重视的原因之一吧！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能够延续到今天，并且越来越壮大，如果没有主编方与出版方的长期坚持，是不能想象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实践证明，一项真正的创新事业，还需要一种韧性的坚持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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