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佚文的发现，不仅为沈从文文学宝库多添了一篇“习作”，也对沈从文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期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沈从文一生遇到的好人太多了。他多次谈到他从林宰平、徐志摩、胡适、陈西滢、丁西林诸先生那儿获得到“一种做人虔敬的力量”、“对工作的热忱态度”，因而能“稍稍打破了五四初期作家的记录，而且还走得满有兴致。也间或不免受小石子绊倒，可是歇一会会又依然走去！”相对说来，胡适对沈从文的帮助要更多一些，对沈从文的鼓励也最多。1929年1月，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合作创办《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因不会经营，很快就深陷债务泥淖。为帮助他们解脱困境，徐志摩推荐沈从文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8月，中国公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破格延聘沈从文国文系讲师，让沈开设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大学教师资格条例》中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沈只念过小学，尽管刻苦自修，创作了大量小说，但于“学术”并无“特别研究”。“这个大胆的尝试”，使沈从文从此改变了卖文为生的生活，跻身于“学者”行列。沈从文在《从现实学习》（《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中说：胡适写过二本《尝试集》，第一本《尝试集》是尝试用“白话”写诗；第二本《尝试集》就是聘他到中国公学执教。
“我的职业实近于对尊严学术的嘲讽”、“我倒并不为亵渎学术而难受”，沈从文这么说都出于对胡适的感激之情。沈从文在中国公学讲授的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课程，中国新诗等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但“欢迎”归“欢迎”，要真正站稳脚跟，还真得仰仗胡适的提携。1930年5月19日，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之职。因为发表过《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他怕因此影响中国公学的立案，就向校董会提交了辞呈。胡适辞职后，担心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位置受到影响，就和徐志摩一起将沈从文推荐给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陈西滢。1930年9月，沈从文离开中国公学，应陈西滢的聘请到武汉大学国文系任助教，仍开设新文学课程。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执教只有一年，但产生的影响却很长久。胡适在1934年2月14日日记中写道：
偶检北归路上所记纸片，有中公学生丘良任谈的中公学生近年常作文艺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纹），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辉英、何嘉、钟灵（番草）、孙佳汛、刘宇等。此风气皆是陆侃如、冯沅君、沈从文、白薇诸人所开。
北大国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见侃如夫妇皆不看重学生试作文艺，始觉此风气之偏。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
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
“从文在中公最受学生爱戴，久而不衰。”这是对胡适“第二本《尝试集》”最高的奖赏。而从这篇《男女谈》可以看到，沈从文不仅引导学生“试作文艺”，还支持学生创办《旭日》月刊。把研究和创作的成果“都随时公开出来”，“一方面供给我们同志的观摩，一方面求教于当世的贤达”，这对于青年学子的写作热情说来无疑是一大鼓舞。至于这篇《男女谈》的思想和艺术，读者自能欣赏，无须我来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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