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神秘的河流》以及中、澳文学。左起：邱华栋先生、格伦维尔女士、郭英剑教授”
2009年3月17日，以“沿《神秘的河流》
关于澳大利亚文学，其实我们中国读者所知甚少。记得八九十年代我国曾风行过一本叫《荆棘鸟》（The Thorn Birds,1977）的澳洲畅销小说，作者是女作家考琳・麦考洛（Colleen McCullough,1937-）。除此之外，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来说略有耳闻的恐怕只有迄今澳洲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1912-1990）以及两度获得英国布克文学大奖的著名作家彼得・凯瑞（Peter P.Carey,1943-）了。如果说接着还有第四位的话，那无疑就是这位格伦维尔了，因为现在不仅是其代表作还有其本人都已登陆中国并与我们面对面交谈了。
《神秘的河流》是格伦维尔的第七部小说，该书获得了2006年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Prize）。她作品的主题都来自本人生活的经验，探究历史的欲望促使她提起笔来。据说，她在每开始写作一部小说前都要先就本专题做详尽研究，并前往背景地进行实地考察，往往历时一年有余。然后，她会设法使用该小说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语言进行创作，因此读者在品味作家对历史进行理性思考的同时还能陶醉于作品的诗情画意之中。
格伦维尔首先谈到了《神秘的河流》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她说她的祖先是一位伦敦穷人，在19世纪初因偷窃木材而被判刑并流放至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服刑。服刑期满来到悉尼后他拥有了一块自认为属于他的土地，并与土地的真正拥有者土著居民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纠纷与斗争。作家听完母亲讲述的这段历史后，在做了各种研究的基础上，从自己祖先的角度去想像，写出了《神秘的河流》。这是一部有关于入侵与占有的小说。她表示，自己从祖先的遗产中获得许多利益，因此要为祖先曾经做过伤害土著居民的行为做深刻道歉。“I’m sorry for the aboriginal people of Australia!”（对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民，我表示歉意！）面对数百名中央民族大学的师生，她再次真诚地表达了祖先遗留给自己的负罪感。
邱华栋先生表达了对格伦维尔作品的赞赏，并用“爱恨情仇”四个字来形容《神秘的河流》，认为其小说不乏有表现人性激烈情感方面的各种情节，并且对澳大利亚景色的描绘让人震撼。他还从历史与文学关系层面指出，格伦维尔的作品从自身的历史出发去看自己国家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显示出了独特的品质。同时，他联系到中国当代的历史小说写作，觉得中国作家很少有历史批判与文化质询精神，关注的往往仅仅是对历史的复原，缺乏对人性的反思，这着实让人遗憾。
邱华栋先生同时觉得这部小说的故事讲得非常漂亮。在回答如何看待“讲故事”这种小说技巧时，格伦维尔说，她一直是带着问题去写作，在写作中寻求答案，就如同自己是一个跳水运动员，潜入水中后就一直往前游。在“讲故事”已经不怎么被人重视的当代世界，很多人认为故事不是真实的，是对人生的扭曲，故事只是一种样式，目的在于表现其作品。因此，他们淡化了故事情节，设法寻找新的方式，以表达生活的真实。她说：“对他们的努力，我表示赞赏。”然后，她不无谦逊指出自己是一个有些简单化的人，一旦开始写作，就会沉浸在自己的故事之中，全然忘记了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而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郭英剑教授认为，从后殖民角度看，《神秘的河流》作为一部以殖民与被殖民之间的利益与文化冲突为主题的历史小说，颇似翻版的《鲁宾逊漂流记》，但无论从创作思想与写作技巧来说，都要比后者更深刻，特别表现在不仅摆脱了白人高高在上的视角，而且通过一个个体的选择与反思，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忏悔感，由此透露出了殖民主义与反抗殖民主义的复杂性。
格伦维尔女士首先表示，郭英剑教授的这种类比很有洞察力。她认为，作为英语文学中第一部描述殖民主义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只写了主人公怎么做，而她的作品则更注重主人公的所感所想及其所做的选择。郭教授认为，正是从这个角度，《神秘的河流》要比《鲁宾逊漂流记》更为深刻。他特别提到，作者今天在这里所表达的那种歉意，让所有读者都能体会到书中主人公索尼尔在与土著人的冲突和杀戮之后的那份忏悔。接着，三位专家针对历史与文学在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表现等作了更加深入的对谈。
最后，郭英剑教授与邱华栋先生分别请她谈谈如何定位自己在澳大利亚文坛的地位以及列举若干作家作品来说明对中国文学的印象。对于第一个问题，格伦维尔女士说，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的主题超越了传统女性作家的范围。她所追求的是用女性的视角去反映更广大的世界。虽然她的题材是既往的历史，但要把反映过去作为洞察当前的一扇窗户。而对于第二个问题，她非常坦率地承认“毫无印象”，并戏称自己是这个大厅里最无知的人。她说这是自己首次来到中国，才呆了三四天，大部分是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并表示自己回到澳洲后一定会设法补上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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