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书》，李长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25.00元
这些年出了不少关于书的书，有读者写的，有编辑写的，有卖书人写的，有收藏家写的，读来都有意思。但我总有一点不满：书
作者说：“朋友金子胜昭笑问：年将不惑，那你打算做什么？便答曰：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二十年贩“日”记》）他的研究著作迄未完成，却写了一系列随笔。然而随笔也正是有这个做底子才写得好，也就是说，有大品的分量，小品的态度，何况作者是文章高手，笔下特别有股潇洒劲儿。李长声向被称作“知日派”，这大概为有别于“亲日”或“反日”而言。其实彼此并不在同一层面。我读作者的文章，有气量，有见识，有材料，有趣味，“亲日”或“反日”并不需要这些，借用《庄子・齐物论》所说，它们那是“大知闲闲”、“大言炎炎”。至于作者说：“当初有志于撰写日本出版文化史，很留意数据，而此一时彼一时，数据反倒变成了阅读的累赘。”我倒觉得“数据”恰恰构成随笔里的“干货”，否则写随笔岂不成了扯闲篇儿了。而作者讲的“出版文化”，已将有关书的整个流程涵盖在内。正如其所说：“日本出版之丰富，之精美，之繁荣，对我的震惊盖过了文学印象。”但凡对书有点兴趣的人，读了总能长些见识。
作者说：“倘若这些随笔似的东西有助于业内人士了解日本书业，又能让业外的读者窥见一下出版内情，平添些读书的乐趣，那真是望外之喜。”我也在出版界混过些日子，凭一己经验，以为就中可资借鉴之处颇多。譬如书中所讲“文库”、“全集”、“新书”，以及“匿名书评”等，我们都不妨采取“拿来主义”。说来过去中国的出版人也曾学过几手，譬如赵家璧说：“那时，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专诚去浏览新到的日本文艺书。我虽不通日文，但从书名和内容的汉字部分，也还能粗知大概。内山老板见我喜欢书，经常送我一些日本出版商印发的图书目录和成套书的宣传品。我回家后，灯下枕边细细翻阅，颇有启发。我看到日本的成套书中有专出新作品的，也有整理编选旧作的，名目繁多，有称丛书、大系、集成或文库之类，范围很广，涉及文学、艺术等各个部门。其中有一套整理编选近代现代文学创作的大套丛书，都不是新创作，而是已有定评的旧作的汇编，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编辑忆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于是便有了所主编的皇皇十卷《中国新文学大系》。我读《日下书》，才明白他是受了日本“全集”的影响。以后我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走的也是这个路子。但据作者介绍，日本此外还有“文库”和“新书”两种形式。“日本出版行业惯行把图书类分为单行本、文库、新书、全集等。文库本平均价格约为单行本的一半。先印行利润高的单行本，赚足了之后再考虑出文库本，细水长流。不少文库版图书一印再印，发行量惊人。”（《打破文库的传统》）“若说‘新书’的特点，首先是轻便，适于袖珍、便携，充分体现了书可以在户外车中随意获取信息这一长处。第二则在于价廉。‘新书’是日本简装书丛书的代表。从广义上说，‘文库’也属于简装本丛书。‘新书’基本是直接出版新作品，凭选题取胜，而‘文库’以改版重刊古典等作品为主，平分秋色，各有各的用武之地。”（《新书文化――中间文化》）我们也出过“口袋本”，多少类似“新书”，不过动静不大，出的也多半不是新书；至于“文库”，无论岩波文库之“选书精良”、重在“教养主义”，还是角川文库之“时尚化”、“读了就扔”，我们好像很少有类似举动。有一套“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但是价格未见特别便宜。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出版界没能在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时候，有计划、大规模地尝试通过“文库”、“新书”这种降低书价以扩大销路的办法，进一步巩固与读者的关系。虽然其间可能有困难，譬如发行渠道和结款方式之类问题，但不管怎样，等到网络阅读兴起，再想以类似办法保住读者只怕来不及了。作者谈到如今日本的情况，也说：“时代发展，纸媒体不再是龙头老大，电视、因特网、手机夺走读者可支配的时间，出版物的统计数字一味增长纯粹是美梦。”（《小林一博：书的三大罪》）可惜《日下书》问世有些晚了。
前面提到“全集”，除类似我们的“丛书”者外，还有作家个人的全集。作者介绍了夏目漱石全集的不同版本，1934年岩波书店版十八卷本《漱石全集》和1970年集英社版十卷本《漱石文学全集》，尤其引起我的兴趣。前一种的编辑小宫丰隆的“校订方针来自德国文献学，是‘原典主义’，有原稿依从原稿，没原稿则根据最初发表的杂志、报纸或初版单行本。即使遣词用字有误，若表现著者的个性，就不予订正”（《不同版本的夏目漱石全集》）；后一种的编辑荒正人“认为，有可以信赖的文本，文学研究才会进步。编辑方针是当时在欧美取得显著进展的文本校订（textual criticism），原稿不过是‘第一次数据’，不能仅仅基于它机械地编造定本。著者也会有笔误，文本校订要考虑各种情况，予以订正”（《文本的校订》）。我想与日本的夏目漱石地位相当的，在中国应该是鲁迅罢。可是我们的《鲁迅全集》，只有1938年、1958年、1981年和2005年几个版本，2005年版又不过是对1981年版的修订，更多工夫用于注释的改动而不是文本的校订。以上四个版本，居然无一附有校记。注释本终究只是一种帮助读者理解的普及本，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部根据手稿、原刊文、结集的所有不同版本汇校，并写出详细校记的《鲁迅全集》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