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忆及《读书》去年曾刊有黄裳先生的一篇《忆吴晗》，内称：吴晗“是胡适的学生，并曾得到胡的赏识和帮助，也曾有过团结、争取胡适的愿望”，但终于不能不与之决裂，然而“后来国内大举对胡适批判，广大知识界几乎全体上阵，成书五册之多，吴晗却未加入此一大合唱。说他是念旧情殷可，说他未能划清界限也未尝不可。”其实，这“两说”还可以展开来议论，再如去年《博览群书》曾刊登有段炼先生写的《事关吴晗》一文，文章从钱锺书、何兆武等一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反右”以后的吴晗的看法，说明他们对吴晗是有“某种‘后见之明’”，换言之，套用一本《吴晗传》里的标题，是所谓“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文章又说：“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19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理由是作者从当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六大卷本《胡适思想批判》的目录中没有发现吴晗写的文章，进而作者以为：“按照经历、性格与当时的位置，吴晗似乎是最有‘资格’写批判文章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一言未发的吴晗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黄裳先生“两说”的来由之处，当然，这也是两位作者对吴晗持温情的同情和理解之处了。
当年皇皇几大册的《胡适思想批判》，如今时常可以从冷摊上看到，见状不禁思之：现在很多人似乎喜欢从这几本书中查看哪些人写过文章、以及忖度又有哪些人没有这个“记录”，以此来作为评骘和风议人物的标准。那么，这可靠么？记得先父曾对吴晗有过一个回忆：在北平解放前夕，先父作为《文汇报》的特派记者（彼时与黄裳先生是同事），曾在北平学界有过一个广泛的联系，彼时的吴晗是学人中的左派领袖，接受采访以及书写联语等，都是异常热情的。此后，“换了人间”，吴晗荣为首都北京的副市长，此一时也，却是难得一见，或者见也不同矣。这段情景，笔者在《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书中的《解放前北平的一个刊物和北平的一群学人》略有所述，此处不赘。
至于当年在批判胡适的风潮中，何以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之？大概黄裳先生和段炼先生没有读到过罗尔纲先生《怀吴晗》一文。曾是胡适留在内地的最亲近的三位弟子（吴晗、罗尔纲、顾颉刚。罗、顾后来都有文章批判胡适，那时胡适以为他们已经“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并不为怪）之一的罗尔纲曾回忆说：“1952年，我在南京参加思想改造运动后，来北京学习，到了吴晗家，谈起思想改造的事。袁震（吴晗夫人。笔者注）对我说：‘你和吴晗都是给胡适思想影响很深的，必须好好改造。’我说：‘我一定奋力改造，把思想中的毒连根挖掉。’吴晗说：‘联大从昆明搬回北京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的客厅了。’吴晗就是在这时候跟胡适划清界限的。在封建道德里，是把天、地、君、亲、师并列的。吴晗并不讳言胡适是他的恩师，但是，到了认为胡适无可挽救的时候，就站在人民的立场，跟他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可知他断不是封建道德的拥护者。在封建道德上，他对母亲和老师尚且如此，其他可知。有人举出1954年胡适思想批判时，吴晗没有写批判胡适的文章，是他没有跟胡适划清界限的证据。其实吴晗在全国解放前三年已经跟胡适划清界限了。他这个民主战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又努力改造思想，虽在家庭燕居之间，也不忘改造。他的为人，已见于行事，为众所共知，又何必再用文字作自我表白哩。我认为这也正是吴晗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
罗尔纲先生认为吴晗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为人忠厚诚笃的一种表现”，与黄裳先生所说的“念旧情殷”，以及段炼先生文章的结论，似乎有所不同，抑或这是评价标准的不同吧，前者，大概可以称之是一种“政治道德”，后者，则是传统文人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了，这两者，有其不同，亦有相互可以覆盖的地方，不过，其间那可以窥出的微妙又紧张的张力，却是耐人寻味的了。
又有论者以为：当年吴晗之所以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此外，可能还要考虑到上层对胡适还有争取的打算和意图，而吴晗是有条件获悉这些信息的）。总之，因为那是天地为之变色的颠覆和解构传统道德的年代，全体知识分子都经历了一个小说家王蒙所说的“失态的季节”，而“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标准”了，因此，也不可能单单让一个吴晗去例外。正如此后1962年吴晗在接受《北京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当年的恩师胡适和蒋廷黻，“胡适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我是基本自学成才的”，而曾经滋养过自己的清华大学，则“是一所买办学校气息很浓烈的地方，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是一个十足的洋奴”了。
吴晗为什么没有写文章批判胡适？以及近来人们热议的“聂绀弩档案”等等，实在是可以联系起来看视之的，而阅人之难，亦有如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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