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的学术，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繁荣，但也有其弊端。笔者曾将前文有关学术造假的文章拿到了研究生课堂进行讨论，一位研究生同学发言说：梁启超的十九首“东汉”说，没有任何根据，仅凭“直觉”就提出一种说法，造成了十九首问题的误区，这是不是一种学术造假？此言一出，语惊四座。这个学期我正在讲授有关十九首产生的时间并非两汉，而是建安之后的作品，同学们由一开始的不接受，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完全的“建安”说的信奉者，故有此论。
诚然，梁氏之论，出自“直觉”，非但没有实证，且无论证，但其论也自有其不可埋没的功绩，那就是他的说法，连同建安说学者之论，共同使此前作为主流说法的“西汉”说基本退出了学术史的舞台，使十九首的产生时间向后推迟了二百余年，为十九首产生于建安的最终揭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学术研究，很难做到一步到位就达到历史的复原，总是逐步接近历史的真相。是故梁氏之论，虽然遮蔽了十九首的真相长达将近一个世纪，其本身还是有所贡献的。此外，梁氏十九首“东汉”之论，虽然无证，但毕竟是一种学术的思考，其中并没有以学术服务于政治观念的意思，当然，其东汉之说将十九首“一字千金”之作，限定在了东汉之内，而东汉并无任何优秀的五言诗人，这就为十九首作者的探寻，设下了永难破译的先天障碍，客观上将会导向十九首作者为“无名氏”所作的歧路――无名氏者，意谓在有名声诗人之外，从而与五四以来的民众史观遥相呼应。但这毕竟是一种客观的导向，不一定是梁氏之本意。
此外、胡适、梁启超先生等人作为学术大师，由于身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既创造了历史，历史也创造了他们，他们的这种文化导向，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产物，责任不在其本身；而当今之学术造假，除了抄袭剽窃之外，更为普遍的现象，首先是大量的仿制品。仿制品之不同于抄袭剽窃，在于它的隐蔽性和欺骗性。笔者在十余年前曾发表《论东坡词的雅化及其词史意义》一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其主要观点是对豪放、婉约之论的反思，此后，笔者看到很多篇类似的说法，更有甚者，其文从观点到篇章结构，均与笔者此文相同、相类、相似，分明可以看到其中的仿造痕迹。而其作者并非初学写作的研究生，而是赫然署名某著名院校的副教授。江西诗派的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诸多作诗方法，已经成为现在写作论文的另一法门。
其次，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人云亦云，陈陈相因。抄袭剽窃易于识别，而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将他人话语改换说法，变成为自己的新见，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学术造假。我曾经参加一些研究生同学的答辩，若是某位研究生的论文，虽然观点有一定的新意，但在论述之中有所欠缺，这些论文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但若是某位同学的论文毫无新见，基本上是教材或是其他各家之说的变样说法，这种情况，反而会轻易过关。一位老师苦笑着评价道：某某同学的论文，说不出有什么问题，但也看不出有什么见解，写了如同没写；同此，我们现在评论项目、论文、专著，也大抵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评价机制发生了问题，这可能是此类八股论文大量繁衍的一个内在原因。学术论文陈陈相因，类似官员的无作为，但比无作为性质更为严重，因为，无作为仅仅是没有发言或是行为，而无新见的论文，本身已经发表言论，只不过是将别人的见解移植成为自己的见解，其本质也是一种抄袭行为。
学术的本质是探求本真的过程，在探求本真、寻求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失败的试验并不可怕，而且，是寻求最终答案的必经之路，可怕的是作为论文或是学术专著，读之全篇，竟然找不到论者的观点或是新见，既然没有新见，也就失去了写作此文此书的价值和意义。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某些学生的作业中，一些权威刊物所发表的论文，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可能说明了，学术研究，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走向异化，走向学术自身的迷失。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学者，失去了探讨学术问题的热情、激情和勇气，学术功利化、政治化、媚俗化的时代风尚，正在腐蚀着原本独立于世俗势力的学术，使其成为带着学术面具的他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学者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是社会的最后的良知，而学术思想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集中体现，一旦学术思想出现了问题，那可真是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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