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联系采访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李?先生，可是晚了一步，电话里听到的是他刚刚去世的消息！可不是，老人已经94岁，看看手上这几页从垃圾站捡来的“废纸”上就70了――老话道“百年无废纸”，这几张纸头正儿八
补发“功名”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没有知识分子地位的恢复与提高，便没有改革与开放。从古至今，知识分子政策无非“功名利禄”，也有一时无钱，便先授予“功名”。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为知识分子恢复或确定“职称”还他们应得的身份地位，便成为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重要政策，于是1979年至1985年的“评审职称”就有了“还欠账”的性质，为知识分子把应有而未得的“功名”补回来，让“士为知己者死”，其意义可以说非常深远。
几十年里“官本位”，加上知识分子的断层和老化，刚一评职称是两头小中间大，初中级职称基本是按照学历资历“找补”，评“副高”成了百里挑一，审“正高”更是凤毛麟角了。据回忆，连著名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先生申评研究员时，都被个别评委认为不够格；当场把评委启功先生惹急了，立即表态：如果史先生都不够研究员，我就不够当评委了。
中科院遗传所建所的元老李?，早在1949年就担任过“专职研究员”、副教授，可是接着“副研究员”一当30多年不“挪窝”，等到迎来第二春身上还有余热，所以老了老了也要申报“研究员”，要的是个承认，争的是一口气，再说这样的“遗老”也成了单位一宝。至于待遇，后来随之而来的票子和房子，那时都还没有直接挂钩，做学问的读书人看重的还是“功名”，因此当年真上演过不少类似“范进中举”的故事。
李?，可尊敬的遗传学前辈
李?，男，1914年生，1941年四川大学农学院毕业，1941年至1949年在四川大学农学院担任助教、讲师和中美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基金专职研究员，1949至1950年任四川大学副教授、校务委员；1951至1985年为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中国科学院遗传栽培研究室、遗传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专长植物遗传与进化，是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李老，还是国内知名的古琴研究家，青年时就师承著名古琴家胡莹堂、裴铁侠，一生传播普及古琴国粹，尤其在晚年对继承和发扬蜀派古琴艺术有所创新，获得好评。
李老在1940至1942年，就开创性地研究过成都平原的高空真菌孢子，阐明了成都上空500英尺至20000英尺不同层次四季真菌孢子分布的规律。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为解放大西南贡献过力量。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他考察过全国各地包括青藏高原、江河源头的农业种植与考古遗存，搜集了五谷果蔬各类野生种，以及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碳化粮粒果核，研究阐明过中国是全世界栽培植物种类最多的起源和变异中心。李?在甘肃民乐县的新石器东灰山遗址发现小麦、大麦、高粱、粟、稷等主要农作物的碳化籽粒，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五千年以上，是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纪录，在世界上也具领先地位。“六五”期间，又为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开发、改变山东禹城地区农业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的科学研究成果分别获得1985年、1986年、1987年中国科学院先进集体奖、先进个人奖、特等奖、国家计委经委科委财政部的成绩显著等表彰，1988年农业考古新发现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山东科委黄淮海平原农业研究成绩显著二等奖。199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成绩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因“老有所为”获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奖―――显然，补发给李?的“功名”，作为国家的“投入”，对应的“产出”也是非常值得的。
贝时璋、吴征镒、庄巧生、郑丕尧留墨遗香
从北京垃圾站里抢救出来的这几页纸头，正式名字是《同行专家评审意见书》，是中国科学院统一印制用于“职称评审”的。贝时璋时年82岁，于今高寿已经105岁；吴征镒时年69岁，如今已92岁；庄巧生与吴征镒同年，郑丕尧66岁,如今也89了―――“五老审一老”，当年科学家这样“老化”的现象并不少见。
如今最可欣赏的，无疑是现在内地惟一健在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他的钢笔手书，字迹端庄遒劲有力：“……同志于1951年以副研究员职称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迄今已34年了。他坚持不懈地从事科学研究……学识广博，著述颇多……主要研究成就：1、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汉代以后，对‘我国栽培植物的选种历史及其成就’作了考证……可以说是我国科技史的一份重要材料。2、……确定中国是世界栽培植物最大的起源中心之一；这是很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科学根据的。3、……两本书……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4、……几篇论文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对研究我国栽培植物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对野生植物的驯化和栽培植物的遗传育种也将有很大帮助……在科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认为，应晋升为正研究员。”
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征镒的墨迹，秀气细致评审入微：“……从他1940-1942年的工作，即关于高空真菌孢子……一类工作看，早期还做过一定工作，并有所成就……1977年以后工作，还是围绕……做了进一步的……工作……对小麦、大麦、水稻等的选育种工作会有更多的参考价值。他以六十以上高龄，能赴云南边疆和青藏高原进行实地考察，其精神也属难能可贵。虽然学术水平稍感不足，但我还同时（笔者注：可能是同意）他的提升。”
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的研究员庄巧生写着：“……他在四十年代初就进行……在当时是一个颇受重视的课题……从1950年起便是四川大学的副教授，解放后三十多年致力于小麦遗传育种和……取得了许多经验和成果……工作是有成绩的。他知识面较广，有独立见解，多年来一直主持一些科研课题，并善于表达自己的研究结果。我认为可以晋升为研究员，但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不一，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北京农业大学著名教授郑丕尧写道：“……总之，李某同志的工作，虽然在科学条理上尚有某些欠缺，但年已高龄，工作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有鉴于此，建议中国科学院及遗传所有关人事部门及领导，予以进升（笔者注：可能是晋升）为正研究员。”
回顾职称评审的演进，有人戏称30年的职称制度基本是从“官本位”到“钱本位”，从拼资历凭学历到拼本领比能力，社会进步了，职称却“贬值”了；现在许多“单位”的许多青年人，早就是过着只拿工资无有职称的日子，他们还真有点瞧不起不服气仍然靠着职称铁饭碗的少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