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初到现在，“沉寂”五载的作家王刚又忙活起来――新长篇《福布斯咒语》上半部在《当代》刊发；五年前得了一圈儿奖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前不久被企鹅出版集团购买版权以英文版方式在海外发行；即将在五月上市的
记者面前的王刚，看上去并无在媒体上的言语那么犀利，是个热情周到、笑容憨厚的人。22年居京生活令这个新疆爷们满口京片子，谈及中国文学、作家的诸多话题，他的率性表达时而愤怒时而无奈，近乎口无遮拦，谈话的气氛升温极快，刚好对付冬季供暖结束后北京的“倒春寒”。
对“资本家”心疼大过批判
从1998年离开商海至今，王刚一头扎到书斋。他喜欢读旧书、老书，喜欢苏俄小说，也读《万象》这样好玩的杂志。前些天他跑到北京的旧书店，买了一本《无名的裘德》，那是他学生时代的读物，现在重读依旧感动。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没觉得多好，《伊斯坦布尔》却打动了他，“我觉得那里有点像乌鲁木齐，让我想起故乡”。
王刚是2005年底开始动笔写《福布斯咒语》的，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多，问世时恰逢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楼市持续疯狂膨胀后的低迷，也算一种偶然。作品中人物刻画和他们的故事不免让读者产生和这些年频频在媒体露面的多位知名地产商对号入座的联想，他的笔触在写到这些人物时少有顾虑、犹疑，强烈的批判性与反思意识使《福布斯咒语》有着不止局限于文学范畴的力量。
说起这部作品的诞生，王刚认为得先感谢责任编辑周昌义（《当代》编辑，曾编发《英格力士》）：“《英格力士》获得成功以后，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写一部同样题材的小说，另一个选择就是搁笔，什么都不写了。《英格力士》让我重新回到文坛，被过去不认可我的人认可，得到‘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台湾《中国时报》还颁给它‘开卷好书奖’，这些肯定和荣誉让我欣慰也很犹豫――我还要继续写下去吗？周昌义就一直劝我写写从商的经历，他说，那些故事只有你能写。”王刚说他当时担心这样的题材写出来会被读者认为是“职场小说”，没什么文学价值。但是周昌义的话“写了一个民族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写了一个阶层的原罪”，让王刚有所触动，于是才动手写《福布斯咒语》。
坊间有评论认为《福布斯咒语》只着眼于对地产界“资本家”们的批判，对此王刚不太同意，“我在作品里对‘资本家’们当然有批判，但不仅如此。无论潘石屹还是冯仑，他们写书、上电视，接受记者采访，为了维护形象，他们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他们苦心经营的形象怎么可能被我一部长篇小说就给摧毁了？我更在意踏踏实实塑造几个真实可信的‘资本家’形象，写出他们的无奈和不易，写出他们在光鲜背后的凄凉。”他希望这部小说起码提醒人们多一个看待“资本家”的视角，对他们的“表演”存疑，也令他们在其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普通中国人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对应，“论塑造‘资本家’的形象，我想读者应该更相信我的作品，而不是他们在电视上的表演”。王刚觉得他在书中对“资本家”们的心疼大过批判，只不过“读者从中读出的却是批判大过心疼”，“我在写的时候一直觉得在塑造正面形象，读者觉得我在写小丑，可是，小丑也很伟大啊”。面对有些地产界人士对该书的回应，他表示：“他们说我对他们冷嘲热讽，熟悉我作品的人都知道我也是在自嘲，哪怕像我写《甲方乙方》、《天下无贼》这样的电影剧本，包括《英格力士》，都是对自己的嘲讽。《福布斯咒语》中难道不包括我的自嘲吗？怎么可能仅仅是对‘资本家’的仇视呢？”
还有个插曲。在王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前不久，《福布斯》记者GadyEpstein（艾远征）曾和他有过交流，这位记者表示他很关注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那些富起来的地产商们到底是什么形象，他们自己又是什么心态，“那天和我谈完，艾远征说他后天要去见Soho总裁张欣，还说要当面问问张欣对《福布斯咒语》的看法，他说很可能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张欣就再也不邀请他了，可是他还是要去。”日前，有媒体报道了张欣的回应，“我们并不生活在恐惧中，每个人都有原罪吗？那并不是事实，说中国的每一个富人都是罪犯，怎么可能是事实？”王刚坚持认为，中国的很多“资本家”是不承认自己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有原罪的，他们同时心怀恐惧。
现在是作家的好时代
对于当前走红的文学作品和热门图书，王刚不算特别关注，他说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中国作家是王蒙和刘心武，而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他喜欢余华和刘震云的中篇小说，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也颇合他意。年轻的作家里，他最中意李傻傻，“有一次我站在书店里看李傻傻的小说，看了一个小时，觉得这小子写得真好”。
前些时候被媒体热炒的“中国作家应该学发廊女”一语，出自《英格力士》签约企鹅出版公司后在京举行的该书英文版首发式上王刚的发言，他对这句话的自我解读是话糙理不糙：“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起因是有一次几个中国作家在国外遇到出版商，那个老外知道《英格力士》，就问其中一个作家，你认识写这本小说的王刚吗？能联系上他吗？结果这位作家表示不认识我。他是我很熟悉的朋友。”说到这里，他一脸无奈。
他很羡慕拉美作家、东欧作家在世界文坛群体出击的团结意识，认为中国作家这方面做得不够，“我承认有些中国作家的作品确实比我们先行一步走出国门，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成为世界级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只有一群一群地被介绍到国外，作品成批地被翻译出版，才会引起世界的关注。这就像发廊女，大家互相帮衬一下，对方会发现更大的风景，也就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很多将中国作品译到国外的老外也就随之而来。现在中国作家走出去，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足够多的水平足够高的翻译来翻译你的作品。这段时间我体会最深的是，《英格力士》英文版一出版，很多海外媒体就来找我了。大家扎堆，对谁都有好处”。
说到翻译，前不久在苏州举行的“中英文学翻译培训研讨班”上，王刚遇到葛浩文，后者正带着几个工作伙伴在翻译《福布斯咒语》，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和对作品的认真阅读让他颇有感触：“看到他们斟酌我作品中的语言，反复解读我为什么这么写的时候，我都觉得脸红。我相信葛大爷那句话，翻译实际上是比作家本人读作品更仔细的人。”他说并不担心翻译对他作品的误读，“好的作品不是靠语言征服读者，我读托尔斯泰、卡夫卡的中文译本，打动我的从来不是优美的语言，而是情节，是矛盾冲突。我想我的作品并不难译，葛浩文他们之所以花费很多精力，是因为他们比较认真”。
去年，他曾对某媒体说出“让葛浩文和顾彬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滚回去”，他承认自己确实这样说过，不过是在玩笑的语境内，“当时我看了《南方周末》上对葛浩文的一篇采访，他对中国作家进行评点，虽然他对中国作家还是比较了解，但那种态度有些居高临下，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于是在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了那句话”。此前他从未见过葛浩文，在“研讨班”告别宴上，他和葛浩文“不打不相识”，坐在一起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他专门走到我坐的桌子旁和我喝酒，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作家生在一个好时代，过去翻译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只是那么几个，现在有一批中青年翻译者成长起来，这对于中国文学肯定是好事”。
眼下《福布斯咒语》上半部单行本即将出版，估计王刚会更加忙碌，他告诉记者，下半部也即将写完，“我已经开始边写边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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