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霏霏细雨中走进广洽纪念馆。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但一次性地见到二百多件艺术大师的作品，还是大为惊奇。其中有印光大师、弘一大师、齐白
在广洽纪念馆，我看到了徐悲鸿1939年初创作的《观音大士像》，完全以白描手法入画，飘动的衣带、吹拂的杨柳，没有背光的人物，荆衩布裙，全然如一介平民年轻女子，立于素白的荷花之上。新加坡的艺术家陈瑞献先生说，其线条与造型，让人联想到米开朗基罗《圣殇》中的年轻圣母，甚至更早一些的意大利波提雀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但他又确确实实是中国的，是徐悲鸿的作品，其艺术布局、用笔，那怕是一根线条都无懈可击，是为杰作。
齐白石画花鸟鱼虫的作品，世人见多，其山水人物则就稀罕了，留在新加坡的《无量寿佛》，便是一件富有幽默感的人物画，虽然是为宗教题材，但无量佛颇有无产者的形貌，也没有背光，宗教色彩减至最低成分，正是时代性在佛像艺术上的反映。这是1948年的作品，无产阶级正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战斗，这种时代性竟是折射到了齐磺先生远离政治的画作上了？
郁达夫1938年来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我在这里见到的却是郁达夫1937年初在福建省政府任职时的书法作品，录自弘一大师语：“古诗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人生大事，岂可须臾忘耶。”此时民族与阶级矛盾深重，郁达夫与弘一大师在厦门鼓浪屿相聚，字里行间传递了一种惜生与怜悯之情。
新儒学大师马一浮的墨宝竟有6幅之多，隶、篆、行、草都有，均为上个世纪60年代的作品，也就是马一浮八十岁之后所写，有一幅竟是在马老先生动过白内障手术后的“瞑书”，与“明书”无二致，可见其珍贵。1963年，周恩来总理曾批拨一万元人民币作为马氏颐养天年之资，是年冬天，马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新加坡的6件作品，均为1963年后所作，如此集中藏有马老作品的，除国家博物馆外，可能就数广洽纪念馆吧。
弘一大师出家24年，晚近十余年基本在福建厦门、泉州等地驻锡活动，自述散文《南闽十年之梦影》记录了他的行迹与心迹。新加坡的墨宝，是他“南闽梦影”中留下的，计有27件之多，其中有1937年在厦门大病初愈时集华严偈的铁线篆楹联《能于众生施无畏，曾使世间得大明》。弘一大师款记“十三岁学篆，弱冠已后遂即弃舍，忽忽垂四十载矣”。还说“尔者勉力作书，握管生疏，无复儿时故态，衰老?至道业未就，殊自惭也”。其实，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几乎所有的书籍、书法出版物都刊有这件作品，真迹却是藏在这里。
纪念馆中收藏最多的当数丰子恺的作品，不包括他大量的书信，仅作品就达39件之多。其中有他的漫画名作十余件，包括《长亭树老阅人多》《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日月楼中日月长》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有风趣幽默的扇面画和楹联及书法等珍品。尤其要提到《护生画集》，这是丰子恺倾其一生的重要作品，也是在佛教界、文学界与艺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前三集分别于1929年、1940年与1950年度由开明出版社等出版，但到了第四集时，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大变化，出版受阻，尤其是第六集，丰子恺竟是在文革中完成的。身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得知情况后，广为筹资，使其在新加坡与香港出版，每一集出版，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广洽法师又行筹资，出版了全部六集《护生画集》，并且有简易的选本。《护生画集》先后由弘一大师、李圆净、叶恭绰、朱幼兰、虞愚等作诗或题写，马一浮与夏?尊等作过序，也是大师们合作的结果。这些字与画，绝大部分由负责筹资出版的广洽法师收藏，直到1985年，老法师84岁的头上，背了一大包计有450幅《护生画集》原作，捐赠给了浙江博物馆。现在广洽纪念馆所见的丰子恺漫画，均为《护生画集》之外的作品，但筹资出版《护生画集》的故事，依旧留在了纪念馆里。
一般而言，世界各地以人的名字命名的纪念馆，均以展示与收藏此人的生活足迹与创造的真迹为主。新加坡广洽纪念馆为法师生前的驻锡地詹葡院，收藏与展示的非他个人物品，而是与文人交往所留下的艺术珍品与动人故事。广洽法师以他悲悯关怀之心，在弘一大师、继而在丰子恺的引领下，与一个时代顶尖级的哲学家、国学家、文学家与艺术家以及宗教界的高僧们建立了真诚的交往与友谊，他的收藏所得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馈赠，是以真诚之心换来的无价之宝。这里有许多的动人故事，那是可以另纸大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