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
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胡适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
用九十年回忆某一天，它就势必膨胀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想象体，耸立于现代入口处，以验证我们的现代身份――这种追求历史断裂的心理需要，创造了一个断裂。断裂的确发生了，但不是在1919年的5月4日，而在层累造成的历史写作中，在意义的不断添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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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与列强打交道并谙合纵连横术的李鸿章深知，弱国若想在列强环伺时尽量减少损失，就须巧妙利用列强间矛盾、其国际法及其标榜“公正”的政治虚荣，使之相互牵制，以便自己赢得时间增强国力。此时，一国之民的团结、努力和忍耐最为重要。
外交是各国利益博弈场，外交决策需深远的国际战略眼光及众多专门知识，非见识浅陋的普通国民所能窥其大略，因此，它对国民只能告以能够相告之事，以免外交决策受制于国民一时感情的冲动。
民国肇始，新登场的外交家多缺乏实际外交经验，且共和制下，外交成了各怀动机之人均可在报刊上随意发表见解以影响舆论的公众之事。这本可训练国民外交智慧，但与前清政出一门不同，民国政出多门。党争、南北分裂及地方不服从中央，使外交问题变成国内相互冲突的政治势力用来打击政治对手的材料，同时使相互冲突的外国势力得以利用中国内部的派系之争。国内国际政治如乱麻纠结在一起，国内冲突被国际化，国际冲突被国内化，而承担外交之责的执政势力就成为不必负其责的在野势力口诛笔伐的目标。
且列强间勉强维持的制衡，随1914年欧战爆发及英法德一时无暇东顾而向专注于在亚洲扩张的日本、1917年从欧战抽身而出的俄国及迟至1917年才对德宣战的美国偏斜。日本侵占德控青岛，俄国向外蒙渗透，美国则力图限制日俄以便主导对华控制权。它们分别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派系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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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总理是对德主战派，又是武力统一派。虽为皖系头目，皖系将领却不听其调遣，几无可用之兵。如能对德宣战，他就能获得正当名义和协约国借款，建立一支名曰“参战军”的听从自己号令的军队，以图武力统一全国。自然，其提案遭南方军-政势力、北洋其他派系及地方割据势力强烈反对，因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的段派还操控一支军队，别系别派就可能失去立足之本。1917年后的政治格局渐呈朝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的态势。
段政府1916年6月上台，不久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蔡本反对参战，但到京后态度迅速转向段氏。受蔡之聘并获政府任命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随即在《新青年》上声援段，谓其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旧势力人物中，尚属最廉正者”，并讥讽反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及因复辟被段赶走的康有为，“失意之伟人，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虽牺牲其向日之主张进取，主张正义，不畏强权之精神，亦所不惜；虽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亦所不羞。某有力家遂利此以为攘夺政权之机会，虎踞南服，舆论因以从之”。他痛贬德国，忘了自己不久前对“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极表敬佩。
由于美日法俄敦促，北京政府遂于1917年8月宣告对德宣战。参战军组建了，交由徐树铮统领。但中国最终没派出参战军，只派了十几万民工前往欧洲当苦力。由于欧战很快结束，参战军更名边防军，在国内反段势力和国外反俄势力双重压力下，调往西北“巩固边防”，而徐树铮则变成经略西北及蒙疆的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更强大的直奉两系军队反倒源源不断向北京方向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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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同时鼓动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与对德宣战。政府虽对新文化的一些过激学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警惕，但文学革命和对德宣战却与政府口径一致。北大文学革命派几乎都受聘于政府，在教育部领导下从事国语统一工作。北京政府大力推动文学革命，在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语统一计划与其“强南以就北”的国家统一计划构成语言政治学上的深刻关联。
至于新文化，政府当然不会一味拒绝。新文化（欧化）本身是一个非同质物，谁都可从其中找到合意的货色。但对一般青年来说，其激进方面最有吸引力，而为激发青年变革热情，新文化派刻意将中国文化描黑，而欧西则被神话成光明、人道、正义的天使，并把威尔逊为说服中国参战祭出的“公理战胜强权”说辞当成证据。考虑到中国七十多年来所受屈辱、不公正和灾难大多来自欧西，这种言论就太过天真。对在襁褓中就被列强的炮声惊吓的一代人来说，患上这种历史遗忘症的确令人惊讶。所谓“意识的操纵”，于此可征。
清末维新派通常不从道德上美化其效法的对象。在其看来，欧西各国乃一群到他人领地肆意劫掠的狼，中国为自保就必须在某些方面变成狼。但他们眼中的一群狼在新文化派那里却成了一群鸽子，翱翔在“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陈独秀1917年2月写下这个句子时，这群鸽子正在以大工业制造的兵器相互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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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后两个月，是段派和新文化派最风光的时候。欧战结束，中国忝列战胜国，激发了国民的爱国之情，且极大提高了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段派的身价。这不是反北京政府或反段的南北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所乐见的，因为它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合法性。此外，蔡元培和陈独秀像段氏一样有理由将这一外交胜利当做个人的胜利，因为这证明当初他们主张参战是对的，而欧战胜利对新文化派之“世界大同主义”（实为全盘西化）也是有力支持。
在北京的胜利庆典中，段氏所到之处受到北京各界、尤其是学界的痴迷的欢呼。北大教授们在街头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高呼“公理战胜了强权”。蔡元培甚至天真地说：“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大学生欢庆队伍涌向美使馆，一路狂呼“威尔逊总统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
这种视美国为正义天使和公理卫士而非为本国谋私利者的倾向，典型体现于南京一个欢庆场面：由于找不到一个像美公使那样的大人物，美传教士司徒雷登（次年被教会任命为燕大校长）就被请上官轿，两边卫兵相随，前有军乐队开道，过街走巷。受宠若惊的司徒雷登在轿子上看到街两旁欢呼的人群和张贴的赞美威尔逊的标语，给国内教会写信，说他看到中国人终于“懂得了这场战争的道德意义”，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扫清了场地，而威尔逊在这里被尊为“仅次于孔子和圣王的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盛赞“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讲，都是正大光明，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不久，他又比较了东京和天津的大学生欢庆胜利的提灯会的不同风格，说日本青年“反对武人政治”，中国青年却“崇拜忠、孝、节、义时代的武人。现在两国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将来的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信口开河的句子充满《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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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9年初开始，巴黎陆续传来不妙的消息。时在巴黎的张奚若读到几期《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后，警告胡适：“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谨严）。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至于世界以后果能太平与否，全视此次和平条约之性质如何，the League of Nations（国联）之组织如何，及以后各国政府对于此League of Nations有无诚意维持。以将来大势测之，似将和平；以目下事实言之，则不敢也。《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和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
这比《新青年》诸人高出一筹，但将公理置诸俄美之手，则同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俄新政府1917年底到1920年4月三次声明将归还沙俄掠取的中国领土，只是缓兵之计，它处于内战中，边境空虚，以美好句子拉拢中国只为分裂日美中联军（时中国军队正参与日美在双城子和海参崴的对俄军事行动），以保俄境无虞，而其一旦解决内乱，就立即染指中国西北、外蒙和东北。但俄新政府的声明却在中国新派人物那里激起对苏俄的热情，说它最无私，与西方帝国主义判若霄壤。此外，威尔逊在巴黎和会提出的以民族边界重划欧洲国界（民族自决），也只为再度搞乱欧洲，以利美国崛起，所以他同时警告美国人不得因民族问题闹分裂，其司法部长则大肆搜捕无政府主义者和赤色分子，严厉程度非北京政府可比。
但《新青年》的言论提高了大学生对欧西“公理”的期待，没认识到国际关系的实质。作为弱国，中国只是列强重新分配利益的一个筹码。尽管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尽力阻止列强把青岛转给日本，但英法意（及后来的美国，它试图以日牵制俄）则驳回中国的正当诉求。到2月初，陈独秀也意识到他鼓吹的“公理战胜强权”掩盖了列强的本质：“协约国攻击德国的旗帜，就是‘公理战胜强权’。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力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我们希望这公理战胜强权的假面，别让主张强权的德意志人揭破才好。”几天后，他更不安地问：公理何在？法兰西的理想家到哪里去了？
5月初，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而从希望之巅――新文化派塑造的欧西正义神话――像自由落体一样坠入失望的北京学生则决定上街游行，本意不是反政府，而是呈递“说帖”哀请英法美三国相助，所以游行预定路线不是从天安门到总统府，而是到东交民巷。这显然在配合政府外交，也因此获得政府容忍。仅仅几个月前，他们还在东交民巷向心中的正义诸神表达过狂热崇拜，如今才发现东交民巷原来一直由外国士兵把守。这激起他们一度为世界大同主义淹没的民族主义情感。这为遭到新文化运动蔑弃的中国文化的回归铺垫了心理基础，几年后，连当初喜欢在行文中夹带外文并主张废除汉语的新文化运动干将刘半农竟发誓从此对同胞“不说外国话”，看见北京街头的西语招牌，就说是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并说“吸取外国的文明”只为“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南方政权最终也是靠民族主义才赢得召唤力，通过北伐完成了短暂的统一。五四事件起于对欧西的大失望，人们冷静下来方知，在国家四分五裂、远未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时，“民主”（如胡适、李剑龙“联省自治”、“中央与地方分权”等主张，这是“割据诸侯”最爱听的调调）只会强化离心力。在1920年前后高唱民主的人们在30年代开始起劲谈论专制。此时，北京政府的历史罪过只在其无力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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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递交了说帖，按原计划该返回天安门，但部分学生――大多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社团背景，与俄国势力有关系――激烈主张找亲日官员算账，于是发生火烧赵家楼和痛殴章宗祥的暴力事件。就在大学生向英公使馆递交说帖希其帮助中国时，英势力已渗透到西藏，遂有与中国划界之议，试图使“纵横数千里地，一朝而弃其主权，始虽废为瓯脱，终必被人占领”，但五四运动却没发展成反英运动。
五四事件迅速传遍全国。反北京政府的势力及政府内部的反段势力立即大力声援，这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和康有为，而美使馆及来华讲学的杜威也对这一反日运动推波助澜。本来5月7日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后，运动就该告一段落，但各种国际-国内政治势力想使运动“继高增长”，最大程度削弱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或搞垮段派。大学生成了校内外各政治势力争相利用的对象，而这些势力背后又往往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上海警署的探子在7月的一次搜查中捕获“无政府共产党”成员一名，邮局检查员则“检获与该党有关之北京大学学生凌霜、克水等原函数件”。
五四运动在7月渐渐平息，但政争却更激烈地继续进行。攻击段祺瑞、徐树铮及其安福俱乐部的小册子迭出，风行于世。自1918年成立，该俱乐部一直控制北京政府内阁人选，使别派别系难以插足北京政府。
1919年11月徐树铮带兵前往外蒙，收回一度在俄控制下“自治”的外蒙主权。这为北京政府和段派增添了荣光。在次月徐树铮返回北京述职并再度赴蒙之际，段祺瑞率百名军官在保和殿开欢送会。徐树铮在普通国民――而非他的政敌――眼中成了民族英雄。但徐的名声鹊起，使其政敌担心其势力日渐壮大而处处设限，使边防军军饷和军械得不到保证，外蒙遂再度空虚，苏俄势力不久趁势侵入。若徐是卖国贼，那向英美俄表达敬意的又是什么人？
由于各种势力联合倒段，到1920年夏，段处境孤立，而徐也岌岌可危，遂调边防军前来救驾，但直系吴佩孚早在京畿布以重兵，只几天就将边防军消灭殆尽。段迅速辞职，“归位”的靳云鹏政府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对徐树铮发出通缉令。就在安福系摇摇欲坠的1920年1-4月间，受安福系庇护的代理教育总长傅岳?一连颁布几道命令，改全国国民学校的文言为白话。这标志文学革命在制度上获得成功。“这一命令，”胡适1920年4月说，“将中国的教育改革至少提前了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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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派的失败，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更是道德大溃败。尽管同样时刻觊觎权力的竞争对手们的道德与之不相上下，但它们利用了形势，将一场政争变成针对段派的全国道德大审判。事后证明，段派在1920年8月的大失败是文化政治学上的一个象征事件，深深影响了此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此时若把自己说成段派的受害者，就能从政治上洗刷自己，若说成反段派，就可一跃而为民主大英雄。因此，当胡适1922年2月为大局已定的文学革命撰史时，他对段派控制的北京政府在其中所起核心作用避而不谈，而将“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当成文学革命的中心人物，并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与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之间划出一道政治明暗线。
他确提到了教育部，却将其处理成一个与段派势力毫无瓜葛的机构；另外，他不顾林纾不奉北京政府正朔及对段祺瑞极度反感，将他推向政府怀抱，组成反文学革命同盟，以这种方式，他绘出一幅“政治正确”的文学革命地图――其最大漏洞是，若无政府之力（整合全国教育体系、设立专门机构、发布命令、强制执行等），仅靠几个教授“为数不过数年的提倡，这个被鄙视了一千年的‘俗话’”何以“一跃而升格成为‘国语’”？但随着胡适《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当初的北大文学革命派宁可相信这是真的。到1923年12月，当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尽管不同意胡适的唯意志史观，却写道：“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1935年，胡适再次为文学革命写史，删去陈独秀那句“常有人说”，使有主观色彩的间接引语变成事实陈述句：“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从1920年4月胡适的“（北京政府）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到1923年12月陈独秀的“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再到1935年胡适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文学革命成功的事实没变，其中心人物却被替换，由北京政府变成“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不惟如此，这种历史虚构还把北京政府奇特地写成文学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尽管无法出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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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胡适1932年“转向”南京政府后，他忘了自己三年前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未发表）中严批南京政府剥夺了国民在北京政府时期享有的言论自由（段祺瑞1916年上台后即废除袁世凯的报刊检查制度，这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制度条件）：“这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判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1935年胡适已是南京政府的红人，常赴南京拜会蒋某，却为避嫌不去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因“危险言论”于三年前入狱的老友陈独秀。伤心的陈发誓要与之恩断义绝，胡这才在教育部长段锡朋（五四学生领袖之一，念师生情一直颇照顾狱中的陈独秀）陪同下光顾监舍。
这年5月4日，胡适发表《纪念“五四”》，把1917到1919年的北大说成漂浮在中国北方黑暗之海的一座光明孤岛，仿佛在1935年北大教授可在报刊和大街上自由宣讲无政府主义和“Bolsheviki的胜利”，大学生可随时啸聚于政府大楼，冲动时殴击政府官员，且一般还能免于法律追究：
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
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
《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服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在南京政府书刊检查官看来，这段文字太妙了，尤其是“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一句。可惊异的是，如今的文学革命史依旧是这段妙文的放大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