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名》说“老而不死曰仙”，中国道教的终极目的就是成仙，修道
道士张果，新旧《唐书》均有传记，武则天时期隐居山西，号称有长生秘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奉诏进京，玄宗曾“亲访理道及神仙药饵之事”。据《太平广记》卷30引唐人小说《明皇杂录》等，张果自称数百岁，而唐代的户籍一般不编录隐士、道士这些方外之士，玄宗没法核查，于是向国师叶法善询问张果来历。叶法善断言张果是“混沌初分时一白蝙蝠精”，言毕跌地而亡，后经玄宗求情，张果才许他还阳。按唐代官方史料，叶法善逝世于公元720年，为了衬托张果的神通，《太平广记》不惜让叶氏于733年活转过来，就为了给张果当回“托”。
《太平广记》还记载另一事：玄宗欲宰杀猎获的大鹿，张果制止说，此为仙鹿，已满千岁，不应宰杀，证据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张果曾随驾上林苑狩猎，当时武帝也曾在他的劝说下放生此鹿，且有鹿头左角下所系小铜牌为标志。玄宗查验，果得铜牌，这才知道眼前的老道张果已经穿越了852年的时光。
张果对于自己年龄的说法颇与时俱进，后来更称自己乃上古“尧时丙子年生”。唐玄宗半信半疑，又命皇家内道场之中最擅推算夭寿善恶的道士邢和璞给张果算算。邢道士使出看家本领，竹筹搬来搬去直至“意渴神沮”，就是懵然不知张果的甲子。
玄宗三试张果，张果证明年龄的技术无非是自言、人证（最好是死无对证的名人）和物证，而可能落下把柄的说法则一律不提，《新唐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果乃“晦乡里世系以自神”。张果这一套“自神”逻辑倒是被今人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在民间很受欢迎，以至最终名列中国最受欢迎的神仙组合――八仙，并且以“老”为名字后缀，可见民间对于张果“老”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说到自言百岁，还有更典型的例子――八仙中的另一名人吕洞宾。近30年从海外汉学到海内国学，关于吕洞宾的研究汗牛充栋，结论基本一致：吕洞宾应是生活在北宋宋太宗、真宗时期。那么后世道教钟吕金丹道和民间传说中的唐代道士吕洞宾是怎么来的呢？据与吕洞宾同时代的杨亿在《杨文公谈苑》中透露，也是吕洞宾自己放的话。吕洞宾拜见高官张洎，“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于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房。”吕渭是唐德宗时礼部侍郎，吕洞宾自称是吕渭四子吕让（793－855年）的后人，一下就从江湖术士跻身世家子弟了。杨亿在引用吕洞宾自叙之后，又说“让所任官，《唐书》不载”。言下之意，吕道士您自称先辈吕让曾任海州刺史，可是我们翻遍《唐书》怎么就找不着呢？
到了宋真宗时期，成书于1016年的《国史》对吕洞宾的说法进一步明晰起来：“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赵缺先生对当代仙翁文怀沙老人的描述：“凡是见过文怀沙先生的人，都不会相信他出生于清朝宣统元年，是一位跨越三大时代的期颐老翁。文老脸色红润，肌肤润滑，步履矫健，精力充沛，与人交谈时反应敏捷，往往令对方应接不暇。”
据说吕洞宾有一位老师，最受宋人推崇的道士陈抟老祖（？－989）。宋太宗召见陈抟时，“抟居华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岁”，《宋史・陈抟传》也称吕“皆数来抟斋中”。按照当下文仙翁的逻辑，吕洞宾“曾经有一个很阔的老师，听过这个老师的课”，是陈抟的“私淑”“受业”弟子。
文仙翁的一位景仰者曾说：“在文老的学生中，有着范曾这样的国画大师、王立平这样的作曲名家、任步武这样的书法高手……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拜入燕堂门下，接受文怀沙先生的教诲。假使中国当代的教员，无论是中学的、大学的，还是研究院的，有十分之一能达到文怀沙的水平，我想，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肯定是指日可待了！”追踪吕洞宾的成名史，我们发现，还在吕洞宾生活的宋太宗时期，就已经有许多学生借其仙名出外谋生了。《洛阳缙绅旧闻记》记载某地方军长官田重进晚年好道，雇佣自称吕洞宾学生的张花项烧炼金丹，夹注曰：“时人皆知吕洞宾为神仙，故张花项言见之。”北宋庆历间，吕洞宾和弟子们的传说日益丰富。南宋初年《默记》记载，1048年河北有一术士李教参与了王则叛乱，这位李教竟然在妓院壁上大书“吕洞宾李教同游”，李教畏罪自杀后，朝廷“独令捕吕洞宾，其久乃知其寓托，无其人，乃已”。可见当时借吕洞宾声名招摇于世的不在少数，等到朝廷一追究，就只剩下早已辞世的吕洞宾担着罪名。那些把文怀沙推上神坛的“学生们”，也曾吃香喝辣，待到李辉檄文一出，只剩了老先生自叹平生碌碌，泰半荒度，此哀言也，无劳辨析。
“吕洞宾是唐代人”的说法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最终滚向终点――黄粱梦的主角。唐人小说《枕中记》描述开元年间卢生昼寝，一位自称“吕翁”的老头授一青瓷枕，乃作“黄粱一梦”。“吕翁”在晚唐到北宋初年还只是个符号，到北宋末年，社会上开始有道士假托吕洞宾，到处题诗，借黄粱梦故事点化世人。吕洞宾摇身一变，取代了面目模糊的吕翁。
在吕洞宾传说尘嚣之时，亦有一名“李辉”，撰文大加辩驳。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在《吕洞宾唐末人》下案语说：“此之吕翁非洞宾也。”吕翁早在唐开元年间就已度化卢生，此后一百多年，才有吕渭，而吕洞宾又自称是吕渭后人，他又如何穿越时空度卢生？心有不甘者也可能会拿“开元”是“开成”（836－840）的笔误来说事儿，吴曾也一并辩驳曰“开成虽文宗时，然洞宾此时未可称翁”。
戳穿皇帝新衣者，自古及今大概都不招人喜欢。吴曾的辩驳并没有影响到吕洞宾与吕翁之间二位一体的关系，明代汤显祖的《邯郸梦》一出，吕洞宾作为“梦与人生”的宗教导师地位遂得以定格。金元时期随着全真教的兴起，吕洞宾更被塑造为经典大师和高产诗人，署名吕洞宾撰的丹经、诗词和民间文本不计其数，清人《全唐诗》收其252首诗、30首词。据文怀沙老人自称“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大师一过手，一亿四千万言即成文氏精神遗产，大概吕洞宾“点石成金”的仙术也学会几招了。
特定的故事，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张果所在的唐玄宗时期与吕洞宾所在的北宋时期，朝野上下弥漫着奉道求仙的风气，在此风气之下，自然需要有些成功人士要作为“神仙”而存在。明乎此，则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国学大师”会出现在这样的“国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