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五四运动纪念号”发表的《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中说：“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的。从1920年至1926年的七年间，《晨报副刊
》每年的“五四纪念日”或发表“纪念专号”，或发表多篇纪念文章，虽说褒贬不一，但都在营造“纪念”的氛围。到了1927年5月4日“五四八周年”，《晨报副刊》就只发了主编瞿菊农的一篇短文《谈自由》，“作为五四运动的一番纪念”。而所谓的“纪念”，也只是批评“学生运动”，要学生正确理解“自由”的含义，“不要救国适以害国，更不要放纵的侵犯他人的自由。”由于人们的淡忘和民国政府的压制，1930年代“五四运动”一度成了“北大纪念日”，“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就显特别可贵，这一章专谈“五四运动”，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出版时间为1928年9月20日。经历了“五四”落潮和1927年的“大变动”，叶圣陶这么真诚、全面、完整地解读“五四”，着实凸显出了他对社会舆论的不屈不从，视野宏阔，见识高远。80多年过去了，叶圣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格外亲切。
“五四运动”犹如一声信号，把沉睡着的不清不醒的青年都惊醒了，起来擦着眼睛对自己审察一番。审察的结果，知道自己锢蔽得太深了，畏缩得太甚了，了解得太少了，历练得太浅了……虽然自己批判的字眼不常见于当时的刊物，不常用在大家的口头，但确然有一种自己批判的精神在青年的心胸间流荡着。革新自己吧，振作自己吧，长育自己吧，锻炼自己吧……差不多成为彼此默喻只不过没有喊出来的口号。而“觉悟”这个词儿，也就成为最繁用的了。
刊物是心与心的航线。当时一般青年感觉心里空虚，需要运载一些东西来容纳进去，于是读刊物；同时又感觉心里饱胀，仿佛有许多意思许多事情要向人家诉说，于是办刊物。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刊物就像春草一般萌生；名称里大概有一个“新”字，也可见一时人心的趋向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渐渐成为当时流行的观念。对于学术思想，对于风俗习惯，对于政治制度，都要把它们检验一下，重行排列它们的等第；而检验者就是觉悟青年的心。这好像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事，其实不然。一切既已排定了等第，人们就觉得再没什么可疑的，哪是甲等，哪是乙等，一直信奉下去，那倒是非常普通的事。若问甲等的是否真该甲等，乙等的是否非乙等不可，这常在人心经过了一阵震荡之后。明明是向来宝贵的东西，何以按诸实际，竟一点儿也不见稀奇？明明是相传有某种价值的东西，何以生活里撞见了它，竟成为不兑现的支票？疑问越多，震荡越厉害；枝枝节节地讨究太不痛快了，索性完全推翻，把一切重行检验一下吧。这才使既定的等第变更一番。而思想上的这种动态，通常就称为“解放”。
被重新估定而贬损了价值的，要算往常号称“国粹”的纲常礼教了。大家恍然想，那是蛮性的遗留，无形的桎梏，可以范铸成一个奴隶，一个顺民，一个庸庸碌碌之辈，却根本妨碍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向是让那些东西包围着，犹如鱼在水里，不知道水以外还有什么天地。现在，既已发见了“人”这个东西，赶快把妨碍作“人”的丢开了吧！连带地，常常被用来作为拥护纲常礼教的工具的那些学问，那些书本，也降到了很低的等第。崇圣卫道的老先生们翘起了胡须只是叹气，嘴里嘀咕着“洪水猛兽”等等古典的骂人话，但奈何不得青年们要求解放的精神。
西洋的学术思想一时成为新的嗜尚。在西洋，疯狂的大战新近停止，人心还在动荡之中，对于本土的思想既然发生了疑问，便换换口味来探究东方思想。而在我们这个国土里，也正不满意本土的思想，也正要换点儿新鲜的口味，那当然光顾到西洋思想了。至于西洋的学术，与其说是西洋的，不如说是世界的更见得妥当；因为它那种逻辑的组织，协同的钻研，是应用科目来区分而不是应用洲别国别来区分的。天文学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人类学又该说是哪一洲哪一国的呢？唯有包孕极繁富，组织欠精密，特别看重师承传授的我国的学问，才加上国名而有“中国学”的名称。称为“中国学”，就是表示这一大堆的学术材料尚未加以整理，尚未归入天文学人类学等等世界的学术里头去的意思。待整理过后，该归入天文学的归入天文学了，该归入人类学的归入人类学了，逐一归清，“中国学”不就等于零么？现在一般青年嗜好西洋学术，可以说是要观大全而不喜欢一偏，要寻系统而不细求枝节。他们想，“中国学”的研讨与整理，自有一班国掌专家在。
从刊物上，从谈论间，从书铺的流水帐上，都可以看出哲学尤其风行。随着“人”的发见，这是当然的现象。一切根本的根本若不究诘一下，重新估定的评价能保没有虚妄么？万一有虚妄，立足点就此消失；这样的人生岂是觉悟的青年所能堪的？哲学，哲学，他们要你作照彻玄秘，启示究竟的明灯！
西洋文学也渐渐风行起来。大家购求原本或英文译本来读；也有人用差不多打定了根基的语体文从事翻译，给没有能力读外国文的人读。读文学侧重在思想方面的居多，专作文学研究的比较少。因此，近代的东西特别受欢迎，较古的东西便少有人过问。近代文学里的近代意味与异域情调，满足了青年的求知与嗜新两种欲望。
在政治方面，那么民治主义，所谓“德谟克拉西”，几乎是一致的理想。名目是“民国”，但实际政治所表现的，不是君师主义，便是宰割主义；从最高的所谓全国中枢以至类乎割据的地方政府，没有不是轮替采用这两种主义，来涂饰外表，榨取实利的。而民治主义所标榜，是权利的平等，是意志的自由；这个“民”字，从理论上讲，又当然包容所有的人在内：这样一种公平正大的主义，在久已厌恶不良政治的人看来，真是值得梦寐求之的东西。
各派的社会主义也像佳境胜区一样，引起许多青年幽讨的兴趣。但不过是流连瞻仰而已，并没有凭行动来创造一种新境界的野心，争辩冲突的事情也就难得发生。相反两派的主张往往发表在一种刊物上，信念不同的两个人也会是很好的朋友，绝对不闹一次架。
取一个题目而集会结社的很多，大概不出“共同研究”的范围。其中也有关于行动的，那就是半工半读的同志组合。“劳动”两个字，这时候具有神圣的意义。自己动手洗一件衣服，或者煮一锅饭，好像做了圣贤工夫那样愉快，因为曾经用自己的力量劳动了。从此类推，举起锄头耕一块地，提一桶水泥修建房屋，也是青年乐为的事；只因环境上不方便，真这样做的非常少。
尊重体力劳动，自己处理一切生活，这近于托尔斯泰一派的思想。同时，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无抵抗主义也被收受，作为立身处世的准绳。悲悯与宽容是一副眼镜的两片玻璃，具有这样圣者风度的青年，也不是难得遇见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被包在一个共名之内，叫做“新思潮”。统称这种新思潮的体和用，叫做“新文化运动”。“潮”的起点，“运动”的中心，是北京；冲荡开来，散布开来，中部的成都、长沙、上海，南部的广州，也呈显浩荡的壮观，表现活跃的力量。各地青年都往都市里跑，即使有顽强的阻力，也不惜忍受最大的牺牲，务必达到万流归海的目的。他们要在“潮”里头沐浴，要在“运动”中作亲身参加的一员。
他们前面透露一道光明；他们共同的信念是只要向前走去，接近那光明的时期决不远。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特别有意义；因为这样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昂藏地向光明走去的人，似乎历史上不曾有过。
（本文摘自叶圣陶长篇《倪焕之》第二十章，原载《教育杂志》第十九卷第九号，1928年9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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