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跨文化对话・24辑》,看到封面天头上醒目的“《跨文化对话》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的标示时,惊觉这本没有体制支撑的学术集刊已走过了十年。细揣主旨各异的那些篇什,我们毋宁把此辑《跨文化对话》命名为“思想与学术反思专号”。
王元化先生于《跨文化对话》有提携奖掖之功,本辑他与林毓生先生
如果说王元化先生的反思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精神自我的本体性质问的话,本辑《跨文化对话》刊发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圆桌对话,则是在专业视域里对学科的一种理论反思。这些文章,冷静客观而又从容自信,不是滥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豪言壮语,而是力图从学科方法论、学术范式、研究理念诸层面,探讨更新比较文学研究理论话语形态的途径,其中不乏尖锐独到的学术主张,如严绍?先生提出的“平行研究是个伪命题”、钱林森先生提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哲学化思考”、周宁先生提出的“比较文学的间性研究”等,均充满了创见和反思精神。
此外,辑在“纪念《跨文化对话》十周年”栏目下的一组文章,或是探讨跨文化对话中普世价值生成,或是思考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路径,或是径直反思“跨文化对话”作为一种理论与态度的可能性,或是关注跨文化对话中的他者视域,于中都有一份真切的现实关怀,体现了《跨文化对话》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术取向。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如果可以把“审问”和“慎思”看成是一个自我反思的过程,那“明辨”则是一个开放对话的过程,“笃行”则是将思想的力量付诸现实,寻求价值的过程。《跨文化对话》的品格,正在于其并不囿于封闭的书斋“逍遥”,而是向时代、社会、历史和主体心灵不断敞开,在对话中反思,在反思中行动。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本,《跨文化对话》的魅力也恰在于此。
《跨文化对话(24辑)》,乐黛云、[法]李比雄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一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