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美国总统福特接种猪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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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感：最知名瘟疫的史诗》，[美]约翰・M.巴里著，钟扬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49.80元
《又见死神――与流感共舞》，[美]吉娜・科拉塔著，开明兽工作室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18.00元
《逼近的瘟疫》，[美]劳里・加勒特著，杨岐鸣、杨宁译，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39.00元
4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向外界证实墨西哥和美国爆发猪流感疫情，自那以后，“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名词就频频出现在媒体上，成了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关注的焦点。流感不就是感冒的一种嘛，这样普通的疾病为什么会让人们如临大敌？当今的医学如此发达，难道对付不了一种小小的流感病毒？――普通人难免会这样想，但实际上，如果你对流感的历史稍有了解，就会明白，流感绝对不容我们小瞧：它曾经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瘟疫；在与流感病毒的斗争中，人类从未真正占到上风。
在西方，关于流感历史的研究正日益受到重视，相关著作时有问世，已有中译本的《大流感：最知名瘟疫的史诗》、《又见死神――与流感共舞》就是其中非常优秀的两种。《大流感》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作家约翰・M・巴里，该书聚焦于1918年横扫世界的流感大爆发，细致入微地描写了那场致命瘟疫发生、发展及其肆虐全球的过程，该书被美国科学院评为2005年度最佳科学/医学类图书。《又见死神》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科学专栏的特约记者吉娜・科拉塔，该书也是从1918大流感讲起，但把更多的笔墨给了1918年以后流感的历次爆发，以及科学家为查找病因、抗击病毒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另外，一本曾获普利策奖的著作《逼近的瘟疫》也有专章论述流感的威胁，颇为精彩。
从1918到2009，人类从未摆脱流感大流行的威胁，也从未放弃追索凶手并将其绳之以法的努力，这九十多年历史，就是人类与流感共舞的历史。
疫情篇（一）：黑色的1918
无人知道1918大流感从何而来。1918年春天，人们开始感染此病，症状为寒战和发热，但并不致命。
2月份，西班牙的滨海小镇圣塞瓦斯蒂正值旅游旺季，但流感来了。小镇的官员希望传染病的消息不会传播出去，以免影响旅游业，但无济于事，圣塞瓦斯蒂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地方。
2个月后，似乎每个人都得病了。在西班牙，800万人得病，包括国王阿方索三世在内。马德里1/3的人感染流感，使得一些政府部门不得不关门，连电车都停运了。
人们将这次爆发的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流感波及的地区实际上极为广泛。后来人们认为，可能是因为当时一战方酣，西班牙作为中立国，其官员并未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仔细审查新闻报道，流感爆发的事实才得以披露。
4、5月间，流感袭击了法国、英国，亚洲的中国、日本也有爆发。
不出人所料，流感对战争产生了影响。英国皇家舰队在5月份甚至有3个星期无法下海，因为有一万余名海员得病。德国将军鲁登道夫抱怨流感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导致了“七月攻势”的失利，而此项计划几乎为德国赢得了战争胜利。
这波流感对感染者而言并不致命，而且到夏天来临之际，流感看来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但几个月后，当北半球的秋季来临的时候，流感发动了第二波攻击。这次，病毒对受到攻击者是致命的。
8月份，流感由波士顿市登陆美国。在一个军营里，最开始是每天三五例发病，然后是每天几十例，到9月24日，一天就有342人被确诊患上肺炎。设计容量为1200人的医院里实际收纳了超过6000个病人，到处是血迹――被单上、衣服上，一些人咳血，还有一些人从鼻子甚至耳朵往外冒血。每天死亡人数高达60人乃至上百人。
9月7日，来自波士顿的300名水手抵达费城海军码头，也带来了可怕的病毒。然而，费城主管公共卫生的一些官员对流感爆发的威胁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甚至一再向民众宣称“没有危险”。当一次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于9月28日举行之后，疫情全面爆发了。游行结束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的病床全部爆满。10月1日，一天内有117人死亡。这个数字后来增长到两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
费城的噩梦拉开了瘟疫横行世界的序幕。在美国军队中，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后来死于越战的人数。而平民亡故的数量是军人的15倍。
病毒横扫法国、西班牙、瑞士、南非、塞内加尔、墨西哥……在某些地区，死者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
病毒在俄罗斯和伊朗夺去的生命也占总人口的7%。
在中国，很多人死于流感，但具体数目不详。例如在重庆，全城有一半人患上了流感。
最可怕的数字来自印度。火车离站时还全是活人，到站时就满是尸体和垂死之人了。德里的一所医院收容了13190名流感病人，其中7044人死掉了。据估计，仅是印度次大陆，就有超过2000万人因流感死去。
……
过去估计1918大流感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000万，但新的估计数字为4000万、5000万，乃至更多。
流感杀死了无数的生命，而在约翰・M・巴里看来，流感还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影响到了历史的进程。巴里援引大量研究材料指出，那次的流感病毒会影响大脑及神经系统，并留下后遗症。不幸的是，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正是受害者之一。从流感中恢复之后，威尔逊的精神似乎“崩溃”了，在谈判中，他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他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做出让步，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这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同意以最严苛的条款惩罚德国（历史学家认为，这种严苛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困难、民族躁动和政治混乱的产生，间接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
科学篇（一）：开启追凶之路
“这是一个侦探故事。大约80年前这儿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但受害者从未得到昭雪。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查出凶手。”谈起科学界对1918大流感的研究，分子病理学家杰弗里・陶本贝格这样说。
当1918年流感的幽灵还在四处徘徊之际，科学家就踏上了漫长的追凶之路。
1918年11月，在波士顿，研究者找到了62名因违反军纪而被关押的水兵，问他们是否愿意“协助调查”大流感的秘密，是否愿意染上这种可能致命的疾病。如果回答是同意，他们的罪行就将一笔勾销。在今天，这样的实验无疑是非法的，但那些水兵同意了。研究者从病人身上收集了鼻子和喉咙里的黏液，然后让水兵们直接接受这种黏液的“洗礼”。但是，居然没有一个健康的“志愿者”染上流感。实验难以置信地失败了。
有的研究者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去进行实验。德国的一个研究者先让一个病人漱口，然后将过滤后的漱口水喷入自己和助手们的喉咙。这一研究同样未能获得理想的结果。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要想找到流感的元凶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时，人们还搞不清流感是由细菌还是病毒引起的，也不知道遗传物质DNA和RNA的存在（流感病毒是一种RNA病毒）。当时的科学家以为，导致大流感的，是一种杆菌。大流感结束后的数年间，许多科学家以流感杆菌为研究对象，但这些研究几乎一无所获。这些科学家中就有埃弗里。在对流感杆菌的研究日益走向死胡同之际，埃弗里把全副精力用在了对流感并发症肺炎以及肺炎球菌的研究上，这导致了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他最终找到了遗传物质DNA。
追查凶手的第一个突破性进展来自于研究猪流感的科学家肖普。1931年，他在《实验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导致猪流感的不是细菌，而是一种病毒。接下来，肖普证明了，经历了1918年大流感的人类幸存者的抗体能够保护猪抵抗猪流感病毒的侵袭。肖普提出了对1918年大流感起因的一个解释：“引发人类流感和猪流感的病毒实际上是同一种病毒。看来，1918年肆虐各地的流感病毒确实没有消亡，而是在猪体内保存了下来。”当1918年日益远去，关于那场大屠杀的凶手究竟为谁终于有了一个比较靠谱的答案。
疫情篇(二)：流感引发的诉讼
1918大流感的疑云略有消散，但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如果流感病毒以不活跃的形式在猪群中留存下来，或者寄存在其他动物（比如家禽和野鸟）身上，那将来有一天，它是否还会杀回到人群中来呢？
这是一个科幻小说式的想法吗？不，历史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1957年，亚洲流感（H2N2）首发于中国贵州，8个月内席卷全球，发病率高达15%~30%，全球至少10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
1968年，香港流感（H3N2）至少波及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造成全球150万~200万人死亡。
对1918年以来三次流感疫情的研究发现，引发疫病的病原都同动物流感病毒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动物流感病毒在疫情的爆发中或者是始作俑者，或者扮演着基因片段提供者的角色。
历史一次次提示着人类在流感病毒面前的脆弱。下一次灾难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呢？
1976年初，美国迪克斯堡的军营里，美国陆军的一个新兵戴维・刘易斯感到头晕、恶心、无力、发烧、肌肉疼痛：无疑，他感染了流感。尽管医官准许他卧床休息，但刘易斯还是背起50磅的背包，参加了寒冷冬夜里的拉练。几个小时后，他身体不支而倒下。送抵医院不久，他死了。诊断结果是：流感并发肺炎。
刘易斯的死引起了人们对迪克斯堡军营里的流感传播情况的重视。研究人员对包括刘易斯在内的若干患病士兵的痰液样本进行了严格的检测，除了发现一种普通的病毒之外，还发现了神秘的猪流感病毒。刘易斯之死是1918年大流感那样的大疫爆发的先兆吗？医学界立时紧张起来。
就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确认迪克斯堡病毒是猪流感病毒的当天，《纽约时报》刊登了病毒学权威基尔伯特的文章，警告说一场新的流感就要爆发了。文章标题写道：“前方发现流感！用疫苗射击！”
3月13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维・森塞为华盛顿的上司完成了一份特别备忘录，详细列出了猪流感爆发的证据。
3月24日，包括基尔伯特和脊髓灰质炎疫苗发现者索尔克、萨宾等在内的几位病毒科学家应福特总统的邀请，聚集白宫，接受咨询。当福特总统请科学家们就全民猪流感免疫计划发表意见时，屋里没有人提出异议。
虽然后来几个月政治界和科学界的反对意见有所增加，但猪流感免疫计划还是得以通过。8月12日，福特总统签署了《1976年全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10月1日，美国进行了第一批免疫接种。10月14日，福特总统携第一夫人在镜头前注射了疫苗。到10月16日，全国接种的人数达到了4000万。
而对于福特政府而言，灾难正在走近。
11月的第三周，明尼苏达的一位医生给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打电话报告说，他的一个病人罹患吉兰-巴雷综合症，其胳膊和双腿越来越软弱无力，反应迟钝，最后竟完全失去了感觉。他怀疑此病与流感疫苗有关。12月14日，疾病控制中心公布消息，宣布有30个人在接种后一个月被诊断出吉兰-巴雷综合症。两天后，森塞宣布暂停猪流感疫苗接种运动。此后的调查表明，在接种猪流感疫苗的人中间，吉兰-巴雷综合症的发病率为未接种人群的10倍，有数百人接种后罹患此病，有数十人死亡。
政府好心办坏事，由此招来的是潮水般的诉讼。罹患吉兰-巴雷综合症的人们要求获得补偿，患上其他稀奇古怪的疾病的人也要求政府赔偿。最后，共有4000余份诉状被提出，政府不得不花十余年的时间应对这些诉讼。到1993年，美国政府共向当事人赔款9300万美元。
1976年的事件不但开创了大规模公共卫生活动中政府受罚的先例，而且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森塞因此丢掉了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位子。有人认为，这也是福特在那年11月间举行的总统竞选中输给吉米・卡特、未能连任的一个原因。
一位科学家总结道，1976年的教训是“如果出现了一种新病毒或一种病毒重新出现时，不要过于提早行动，想当然地认为一种大流行病正在发生”。
科学篇（二）：“复活”病毒
如果仔细分析1976年的事件，可以发现，导致那场悲剧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某个人的别有用心，或者某个人犯了什么错，而是一种恐慌，一种对1918大流感再度爆发的恐慌。当在迪克斯堡的军营发现了与1918年的病毒有可能相似的猪流感病毒时，人们很自然联想到了历史上那次大流感，这种联想如此恐怖，使得科学家、政治家都觉得不能不有所行动。在这种心态下，决策不可能是冷静的，犯错在所难免。
但1918年的病毒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事实上无人知晓。
能否从哪里找到1918年病毒的样本呢？1950年，衣阿华大学的瑞典籍研究生约翰・胡尔廷在一次闲聊中从一位著名病毒学家那里得到启发：在地球最北端的永久冻土层中，也许可以找到含有1918流感病毒的保存完好的尸体。想到就做，胡尔廷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探险”。1951年夏天，胡尔廷辗转数处，终于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埋葬有1918年流感病死者的墓地。挖掘冻土层极其艰难，胡尔廷架起火堆，给土地加热，趁土地变软，向下掘进5厘米，然后再次点火，再次挖掘。4天后，胡尔廷挖到了第一个流感病死者的尸体，并取得了死者肺组织的样本。
“探险”算得上顺利，然而，回到实验室的工作却难言成功。他没能从样本中复活出他期待中的病毒。
44年之后，又一位科学家萌发了寻找1918年病毒的念头。与胡尔廷不同，分子病理学家杰弗里・陶本贝格想到的是美国武装部队病理研究所贮存的组织标本。在电脑的帮助下，陶本贝格从病理仓库的300万份标本中找到了死于1918大流感期间6位患者的组织标本。实验室里的工作极为艰难，但幸运的是，1995年的陶本贝格可以利用非常高效的PCR技术，只要样本里有病毒遗传物质的片段，利用PCR技术就可以把它找出来。经过1年多时间的努力，陶本贝格成功了。1997年3月，陶本贝格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他们提取到了1918大流感的病毒基因，那意味着，他们能够知道病毒内的每一个细节。
疫情篇（三）：家禽带来的危险
科学家对流感病毒的认识日益深入，但科学家面对的对手也绝没有“闲着”。就在陶本贝格的工作取得突破之际，1997年5月，香港发生的一个死亡病例又让科学家们感觉到了心惊胆战。
死者是一位3岁男孩。5月初，这名男孩发烧住院，不久后死于肺炎并发莱耶综合症。同年8月，美国、荷兰和英国的3家实验室分别独立地从其分泌物中分离到H5N1亚型流感病毒。这是世界上首例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
圣诞节前夕，香港发现了第二起病例。到这年年底，香港共发现18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其中6例死亡。
病毒来自哪里？在香港调查疫情的科学家肖特里奇想到了香港的“活鸡市场”。那一年的整个秋季，看来鸡都是健康的。然后，就在圣诞节前夕，活鸡市场上有些鸡行为变得古怪，并且开始死亡。
有一天，肖特里奇漫步于活鸡市场，他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景象。“我们看到一只鸡站在那里，啄着食，然后渐渐地往旁边倒，慢慢地倒下去，侧躺在地上，看来是死了。血从泄殖腔中慢慢淌出来。”
肖特里奇说：“我想，‘天哪，如果这种病毒走出这个市场，并在别处传播，情况将会怎样呢？’”
调查结论很明确：必须把鸡杀掉――所有的鸡。
最终，香港扑杀了当地农场和市场上的120万只鸡，并关闭活鸡市场1个月。那以后，没有新的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出现。
然而，香港事件之后，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警报始终未能完全解除。2003年，H5N1高致病性病毒于2003年2月再次袭击了香港，有父子二人感染发病，父亲死亡。同样在2003年，荷兰爆发了大规模的H7N7亚型禽流感疫情，并波及比利时、德国。有89人确诊感染了H7N7病毒。一名兽医死于急性呼吸道窘迫综合症，这也是首例出现的H7N7禽流感病毒致人死亡事件。
纵观历史，还没有哪个时期和今天一样，有如此多的人类和动物混居在一起。1968年，中国只有520万头猪、1230万只家禽，现在则有5.08亿头猪、130亿只家禽。别的国家和地区家畜、家禽的拥有量也有大幅上升。近年来，动物源性流感病毒跨越物种屏障感染人的事件屡屡发生，就像警报一次次拉响，我们不得不格外严肃地对待。
科学篇（三）：“竞赛”仍将继续
这是一场残酷的赛跑比赛。如果把1918年视为起跑线，那么人类在病毒面前输得很惨。因为那时我们对自己的对手还全无了解。
这是一场史诗般的对决。九十多年间，科学家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以求了解我们的对手，并寻找制服对手的每一种办法。九十多年间，政治家们做出了一个个艰难的决定，在每一个危急的关头努力控制着局势。我们曾经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有时甚至显得很愚蠢，但我们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铭记的胜利。
但决定性的胜利还远未到来。《大流感》的作者巴里悲观地认为，新的流感大流行几乎无法避免，它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无疑是一次新的警示。疫情确认已有将近一个月时间，但病毒的源头仍未能找到。病毒来源于养猪场吗？还是说它是在人体内生成的？一切还是谜。同时，迄今为止，疫情并未能完全控制住，新的病例还在世界各地不断出现。根据一般的规律，也许可以预言，炎夏的到来将能遏制病毒的传播，但这次是否会像1918年那样，病毒在秋冬季发动更为恐怖第二波攻击呢？这也是令科学界忧虑的事情。
无论如何，流感病毒是一个极其顽强的对手，人类与病毒的竞赛还将长久地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