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十一次再版时增加了“没有结尾的故事――现代主义的胜利”一节，在那里，他相
越走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就越难以分辨什么是持久的成就，什么是短暂的时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艺术的故事能够“一直写到当前”的想法感到不安。不错，人们能够记载并讨论最新的样式，那些在他写作时碰巧引起公众注意的人物。然而只有预言家才能猜出那些艺术家是不是确实将要“创造历史”，而一般说来，批评家已经被证实是蹩脚的预言家。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艺术史家理应具有的描述“当前故事”的责任，当有人问他“你对现代艺术感兴趣吗”时，他反问到：“一位艺术史家怎么可以对20世纪艺术的变化不感兴趣？”。只不过他认为他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必须谨慎保持与那些以推动新奇趣味和时尚为己任的批评家之间的距离。所以他说“把实际发生的事情讲得明白易懂是历史家的工作，评论发生的事情是批评家的工作。在试图写当前历史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两种职责纠缠在一起。”
的确，当代不能成史，几乎是学术纪律严明的当代史学和艺术史学共同遵循的某种潜规则，对书写当代史的这种普遍戒心来源于近代科学史学中的这类逻辑：“当代”不仅因为离我们的价值世界太近而缺乏历史判断所必须的距离感，而且由于对它的史料运用缺少时间的甄别和筛选而显得过于随机和主观，当然，与那些具有稳定的艺术目标和标准的时代相比，在我们这个崇尚进步、新奇和时髦的时代做到历史描述的客观性尤其困难：在当代艺术中我们的确常常无法在伟大的艺术和各种时尚把戏间做出判断。不过，当代不能成史并不是人类史学尤其是艺术史学的传统，相反，“通古今之变”才是中外史学的最高理想：从司马迁的《史记》到郑樵的《通志》，历史都落笔于当下，“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顾炎武《日知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更是清代实学的原始追求。被誉为中国“画史之祖”的《历代名画记》（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书史下限的武宗会昌元年（841年）离张彦远去世的僖宗乾符三年（876年）仅三十年之距，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艺术史――意大利人瓦萨里的《名人传》也同时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当前历史”，甚至是一部“哥儿们”的艺术史。
如果从1979年算起，中国艺术的“当前历史”已有了三十年的时间，虽然我们从来不缺乏书写当代历史的冲动，但在裹挟着各种新学思潮、各种新奇的国际艺术样式竞赛以及各种新闻、商业炒作的情境中，关于当代艺术的研究往往也无可避免地堕入时尚旋涡和潮流之中，史学叙事和批评描述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当代何以成史，现在也许首先不仅仅是一个写作方法的问题，而是一种学问态度和价值判断问题。我们无法回到艺术单一标准的时代（譬如以“征服自然”或“美”作为目标的时代），而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艺术史的原则，当前历史的写作就无法进行。在我看来，这些原则首先应该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譬如，“当红”不应该是我们的选择标准，而那些有持续的问题意识、创造逻辑和思维智慧的艺术家才应该是故事的主角；另外，我们应该回到以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为中心的写作上来，它的意思是：我们除了要耐心了解形成艺术家思维模式的环境和逻辑外，还必须对构成艺术家成就的最主要方面，他的特殊的视觉方法和技术成分进行描述，而不能仅仅满足对各种新奇观念的解释和标签式的定位。其次，如果你是对历史而不是对时尚感兴趣，你就还应该去了解形成这个时代的艺术生态和情境逻辑的基本线索，在繁杂的资讯和信息背后（我们可以称它为史料）机敏地发现哪些是会对我们的文化真正产生影响的问题，而哪些只是出名的把戏，最后，要做到上面这一点除了必备的史学修养和强烈的历史感觉外，你还必须做一些诸如编年、史料甄别一类的基础工作，当然，最后，你还应当适当地克制对艺术进行过度的文化和诗学阐释的冲动。
《走自己的路》是历史学家巫鸿先生第二部以中文出版的当代艺术论文集，它与《作品与展场》一起构成了他观察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殊角度和全景视野，与后者比较，这部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批评著作，由于他的史学眼光、态度和方法，似乎具备了更多的“史传”色彩，譬如，在“展望的艺术实验”中他有趣地提出了他的研究和研究对象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
有耐心的艺术批评家必须“跟随”艺术家一段时期，然后才可以发现其作品发展演变的脉络。反过来说，希望被当作个案讨论的艺术家也首先得有耐性，其作品的发展演变必须先有脉络可寻，而非纯由外界刺激所引起的躁动。
事实上，“理解艺术家持续性的艺术家实验的内在逻辑”一直是巫鸿先生当代研究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既来源于他作为职业艺术史家的本能，也来源于他进行这类研究的文化态度和责任，他曾在别的地方提到，任何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严肃解释“都必须面对历史研究和方法论的挑战，解释者不仅需要广为搜集研究素材，而且需要审视分析研究的标准和方法”，而长期以来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史学逻辑和解释，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就和意义在西方策划人、正统艺术评论家甚至实验艺术的支持者那里一直遭到了普遍的歪曲（《中国实验艺术十年》）。
在关于蔡国强的“火药画”的研究中，针对当代艺术评论中将艺术家的哲学宣言与他的作品意义进行简单归类的批评方法，巫鸿根据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伊万兰・布阿“作为模式的绘画”的理论，提出“应该恢复把绘画作为了解艺术家内心逻辑和创造性基本根据的地位”，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历史分析方法：首先应该通过大量综合性的史料分析、情境还原和技术论证，结合对艺术家“推测性”思维和视觉形象逻辑的推断，提炼出潜藏在艺术观念和形态中的独特的策略、象征和技术“模式”，然后再通过这一模式对作品进行阐释，他认为只有这种分析性的过程才能为我们提供真正可靠的视觉阐释，而他正是依据这套方法对蔡国强长达近三十年的“火药画”实验和徐冰的《天书》、《烟草计划》进行了史学意义的、令人信服的个案阐释。
将当代研究课题与古代研究课题并举是巫鸿先生当代艺术研究的另一个学术特征。在对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的研究中他就运用了他在古代艺术史研究时使用的“纪念碑性”概念，分析了这件当代作品在“纪念碑性”和“反纪念碑性”上的意义落差和逻辑特征，这类研究还有运用“废墟”这一史学课题对展望、荣荣、宋冬和尹秀珍等作品的分析。这类研究由于超越了史学研究中古代与现代的学科界线和传统分野，从而使其具有了某种独特的史学视野和穿透力。
我们很容易在古典艺术世界和我们身处的当代艺术世界间找到它们的差异：前者依赖于宗教情怀、道德智慧以及那些公认的伟大的知识和技术传统，而后者崇尚的是源自康德的艺术自律的信仰和进步、革新这类时代观念，但如果我们依然相信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创造，我们就必须对哪些是会给我们文化带来光荣的艺术成就，哪些是瞬间即逝的时尚把戏、哪些是卓越的大师，哪些只是江湖骗子做出区分，而这项工作注定是那些严肃的艺术史家的本份和责任，这也许是我们应该对巫鸿先生的当代艺术研究保持敬意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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