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和推动
推动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成员来自燕京大学，其骨干成员主要是燕京大学神学院的两任院长刘廷芳和赵紫宸，以及1928年后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等人。赵紫宸和吴雷川的主要贡献，是从理论上重新诠释基督教神学理论，把基督教历史化、精神化、人格化，祛除基督教的“神性”而阐释其“圣性”，从而与中国儒学的古圣贤哲相勾连，以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而刘廷芳则是这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杰出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并且采取了完全自由开放的态度，他在理论上，除了基督教神学之外，相当一部分则是借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刘廷芳对胡适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理论主张，完全持欣赏和赞成的态度。他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来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命题，并将其纳入基督教革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一系列主张。这些主张的要点是：(1)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的重生”(文艺复兴)，是在创造一个新纪元，前途不可限量。它与欧洲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后先相映”。(2)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评判”的态度，“研究”的方法，正是基督教革新所需要的精神、态度和方法。(3)新文化运动主张给基督教一个“自证”、“自评”的机会，对于基督教提出了一个“宜否存在”的问题。这为中国基督教会的革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4)新文化运动是一个社会改良的运动，其核心是求得“人生价值”的完满解决。这在本质上与基督教的“社会福音”、“将世界改作天国”是一致的。因为耶稣不但是一个宗教家，更是一个实行的社会改造家，所以基督教应当成为“活的基督教”，“人的基督教”，“社会的导师”，“社会改良的机关”。(5)新文化运动是“主赐教会的一个大机会”，它是“主的使者”，“预备主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应当去“研究”、“爱惜”、“帮助”、“指导”新文化运动。而要做到这一步，基督徒则必须先行自我反省、改良，“求主给一个新生命”。
刘廷芳为推动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革新中国基督教会，推动中国教会由分裂走向统一，并于1922年成立中国基督教会的统一组织。(2)推动教会大学的改革和大学教育的改革。(3)自1920年秋-1924年秋担任《生命》月刊主编期间，对《生命》月刊作出一系列的改革：组织了月刊的“特派委员会”，增添了新的栏目，出版了十几个专号。(4)就基督教问题与“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展开对话。(5)力推“基督教文字事业”改革，奠定了白话文在基督教宣传中的地位。(6)倡导和推动基督教新文学创作，从而使现代中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基督教文学作家和作品，其中，基督教新诗和圣经故事的重写，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