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1岁的皇甫束玉精神矍铄
1987年皇甫束玉获首届韬奋出版奖
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并重点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全国高等院校入学招生统考，另一方面主抓高校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这一年七、八月份，邓小平多次对教材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他说：“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指示要“花一年时间把教材编起来，明年招生就用新教材讲课”。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立即着手组织教材编写队伍，并请求中央批准从各地抽调大批有经验的编辑干部与专家学者。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于是，一张张紧急借调令发往全国各地……
特殊的借调
1977年9月，在安徽皖南医学院负责筹建工作的皇甫束玉被一件事情困扰着：前不久，他相继收到老领导老同事戴伯韬（人民教育出版社前副社长兼总编辑）、王耀先（高等教育出版社前副社长兼总编辑）的来信，向他透露中央正抓高校教材建设，大批原出版社干部、编辑被借调回京。他们希望他也能尽快回去。看着老领导戴伯韬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几页大字，皇甫束玉很是动情；再看到王耀先附信寄来的有关教育部于8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高等学校理科教材座谈会的相关文件，他“重操旧业”之心油然而生。
皇甫束玉，高等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1961年及1977年两次教材大会战的主要参与者。“文革”时期，他先是被下放到安徽凤阳县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后又从“五七”干校分配到安徽省皖南医学院。到1977年，他已在皖南医学院工作了七八年，就在他以为自己将永远扎根安徽时，教育部的借调令，让他的人生出现了转机。
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回调并不顺利。在当时教育部发给安徽省委的十人借调名单中，他本是排在首位。但直到其他九人都已回京工作，他却未接到一字通知。在一次会议上，皇甫束玉找到相关领导了解情况，知道了自己未能回调的原因――当时安徽省委在教育部的借调信上批了八个字：除皇甫外，要谁给谁。
在百废待兴的当时，安徽省委想要留住人才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中央为高等教育重新启动所下的决心不容质疑。终于，皇甫束玉回到了北京，“上午回到北京，下午就前去参加教材编审会议。”那时已是1977年10月份，按中央指令借调的240多名编辑等人员，已经就位。教材会战，已然打响。
当时借调到北京负责高等教材建设工作的，除了“文革”前的人教社高等教育部（即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外，还有许多老教师、老专家，以及新补充的编辑。由于住房紧张，许多人只能住在地震棚里，有的人带着小孩住集体宿舍；办公地点是临时租借的全总干校的校舍。到1979年10月，位于沙滩后街的新办公大楼落成，才有了专门的办公室。“为完成中央交付的重大任务，解决‘文革’造成的‘教材荒’，许多老同志不顾年老多病，日夜操劳，感人至深。借调来我社的一位南方的老教授，住在一间比防震棚稍好一些的小平房里，屋里只有一个煤球火炉，但他不会烧，常常挨冻。食堂伙食差，稍迟到就只有五分钱的菜。”在皇甫束玉的记忆里，那时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虽然清苦，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旺盛，为了圆满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高教人和广大专家学者，都是不计辛苦，卯足了劲地工作。
没有硝烟的大会战
高教社历史上有“三场硬仗，二度曲折”的说法，“三场硬仗”即是指建国初期组织翻译出版苏联教材、1961年编辑出版高校通用教材和1977年编辑出版高校通用教材等三次教材编写的大会战。1977年教材大会战伊始，根据邓小平“要使1978年秋季入学的新生都有新教材使用”的要求，高教社首先制订了理工科基础课教材的三年规划。“文革”前的教材规划，一般以各部委主持制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依据。为了使此次教材的选题更适合各校教学的基本要求，这次制订三年规划的时间要赶在改变招生制度后新生还没入学之前，而这时各部委还没有制订新的教学计划和大纲。高教社有关编辑就主动研究“文革”前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类型，教育部则迅速召开了理科和工科的两次基础课教材座谈会，围绕教材建设讨论了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教材的起点、分量等问题。最后就教育部承担的编审出版任务及范围，编制出包括500多个选题约一亿字的教材三年规划。会后又由教育部委托有关省、市、学校召开了十几个学科的教材编写会议，审订了200多门基础课教材的编写提纲，落实了各项编审工作任务，还推荐了一批可重印的“文革”前的较好教材。
规划和提纲确定后，寻找好的作者和教材，就成为最为重要也最为棘手的事情。“那时，高教社的编辑跑到全国各地的高校去做调研，一年中至少有三个月的时间出差，许多同事也就顾不上家里了。”今年77岁，依然以编审身份工作在高教社一线的朱丽秀，在1977年教材大会战时担任生物编写组的编辑。据她介绍，那时高教社的编辑除了在北京进行教材的编校工作，还要到全国各地高校调研，寻找有价值的讲义，再带回北京审定。初时他们在一些高校那里颇是受到一些冷遇，后来教育部专门给他们开了介绍信。凭着教育部的介绍信，他们才得以顺利开展调研工作。而教材编审过程中，除了以出差的方式与作者面对面进行沟通外，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纸信或电话的方式进行沟通和联络。“那时可不像现在，可以使用E-MAIL，按个发送键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对一些教材中有疑问的地方，往往要反复沟通许多次才能解决”，朱秀丽至今仍感慨不已。
教材确定后，为了加快教材的编写进程，保证及时供应，高教社编辑从编辑到出版各个环节，自动加班加点抢时间。同时，为保证教材质量，高教社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确保书稿质量的审稿、编辑加工办法：实行书稿三审制，即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二审，总编辑（责任副总编辑）终审。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与作者的联络沟通中，高教社的编辑不免也要做些超出“业务范围”的事。据高教社物理编辑室的杨再石回忆，1977年8月他回归高教社不久，受命与张酉水出差昆明，请云南大学的顾建中教授写书。顾建中教授是老一代物理学家，不幸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人诬蔑为“窃书大盗”，当时还没解放。带着教育部介绍信的杨、张二人，成为了顾建中教授期盼解脱困境的救星。而对老教授的期盼，二人毫不迟疑地找到当时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要求立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解放顾建中，支持他写书。正是在高教社两位编辑的努力下，顾建中教授得到政策落实，不久，他编写的《力学教程》《热学》《原子物理学》相继面世。其中《力学教材》至今仍是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必读教材。
高教人的人格感动了许多作者。有些作者看到高教社的编辑辛勤地为他们的书稿做了很多工作，就想表达一下他们的谢意，有时会在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或以现金，或购买礼物，赠给高教社编辑，而编辑们总是自觉地谢绝这样的赠送。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胡英，曾在一篇文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我拿到稿费时，我就想起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功劳，他们在保证出版质量上，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趁有一位同事出差北京之机，托他带了几百元钱去送给沙必时（高教社编辑）同志。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只是想表达我的一点感激之情，不料那位同事回来时将钱原封不动地带回来了。至此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编辑同志们无名英雄的风格，由此也更增加了我对他们的敬重。”
原教育部副部长、1977年教材大会战的“总指挥”浦通修，在1984年为高教社建社30周年而撰写的《回忆与祝愿》一文中，提到当年教材大会战的情况，他写道：“……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与现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战斗在一起，亲眼看到许多同志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许多同志不辞辛苦，到处奔波；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同志们正是以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写下了他们三十年的历史！”
印刷、运输之难
“在这场教材大会战中，除了寻找作者和确定教材内容外，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有按时出书。在纸张匮乏、印刷能力差、运输不畅的情形下，从策划到出书，需要几年完成的整个流程，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完成，这在当时对高教人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高教社前总编辑杨陵康如是说。
1978年元旦，高教社派周连芳、赵文奎、陈文灿三人，到上海成立分部（1983年改称“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出版小组”），周连芳总负责。陈文灿分在印装、纸型、材料组工作。据陈文灿回忆，当时到上海什么也没有，经人教社社长戴伯韬的介绍到上海市教育局，后被安排到上海市余姚路150号，在那里开展工作。当时要去联系的印刷厂有中华印刷厂、商务印书馆、群众印刷厂等。那时还主要以铅排为主要手段，与毕生的活字印刷没有两样，都是经过排字工人按字号和格式规格一个一个字的筛捡、排字，再由出版工人毛校，然后，由出版社的人正式校对后，用纸一张一张的人工印刷。这样的排版效率很低，因此，只能在工作环节上压缩时间。一般是印出20面，就先拿给出版社的人校对，再出几十面，再校对，而且要三次校对，因此要在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来回跑，有时甚至一天要坐着公车跑五六个印刷厂，晚上很晚才能回到单位。
当时文革刚结束，全国的纸张奇缺。可各地还都需要纸张印刷出版物，因此，对于高教人来说，当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除了抢时间、抢印刷厂外，就是要抢纸张了。虽然当时国家也发布指标，要让高等教材用纸优先，给了高教社纸的指标，可是有指标并不等于就有纸了！上海当时就没有几个造纸厂，高教人就到各省市到处联络造纸厂，筹集教材用纸，除了几个大造纸厂外，连湖北、浙江等地的小造纸厂也快被跑遍了。“当时，山东枣庄有个不知名的小造纸厂，我们就硬着头皮到那里找到了厂长，得到的回应是‘我们没有纸’。我们不放弃一丝希望，硬是让厂长把我们带到了纸库，库门大开，看到的只是一个空空荡荡的仓库，根本就没有纸。无奈中，又跟厂长继续交涉，厂长实在经不起我们的打磨，最后，决定将这两周生产的所有纸都给我们。”可是，当时国家下达的用纸指标相对便宜，造纸厂为了多赚钱，把纸高价卖给非指标客户。为防止仅有的这点流失，高教人就每天住在造纸厂，看着那些纸。
还有运输问题。当时运纸是通过运河船运，纸要先通过卡车运到码头再转运，怕中间转运过程中，纸被“偷”运走，高教人就每车都跟着，一车一车送到码头，可一个人看着厂房就不能看着码头了，为此，高教社只好安排两个人，一人看出厂，一人看码头，双管齐下，才保全了其余的纸张。纸到了码头需要用吊车转到船上，可吊车又不够，只能再去找老板协商。看纸上路了，就赶快爬上当天的火车，回上海找调度，协调接应这批纸。这批纸到了上海后，还要由外运河转入内河，再运到目的地。
纸运完了，还要运书。图书印刷完毕还要分发到各处的新华书店，因为运输力量的薄弱，要发动各种运输工具来帮忙，火车、汽车、轮船，甚至飞机。“有一次，1978年7月15号，眼看就要到截止日期了，从浙江洛舍印刷厂发来的那批书还没有到。因为这个印刷厂，四面环水，不同陆路，书全靠木船划出来，相对慢些。我们站在岸边心急火燎的等着这批书，时间一秒秒的过去了，书还没有来，突然隐约的看到了远处的船过来，岸上的同事在欢呼，为船儿加油，就在这剩下的短短几小时里，船靠岸了，可是难题又来了――没有吊车，怎么办，到吊车码头调车也来不及了……那么高的岸，这么低的船，人也没法抱啊，真是急死人，‘管不了那么多了，扔吧’。冒着宝贝掉到水里的危险，我们硬是顶着40几度的大太阳，鼓足了全身的力气，把书一包包的扔上岸来。总算赶上了进站的最后一班车。”回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陈文灿仍掩不住激动的心情。
精神遗产荣誉归集体
“一个人对困难的回答，应该是战斗；对战斗的回答，应该是胜利；对胜利的回答，应该是谦虚。”用这句格言来形容当时的高教人，再确切不过。
1987年9月9日，全国出版界首届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皇甫束玉是10名获奖人之一。在他看来。之所以自己被推为获奖人，主要是因为有两次主持高教通用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然而“我深切体会到，完成这两次重大的任务，没有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怎行？没有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的坚强领导及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怎么行？没有广大的成千上万的编辑、教师、出版和发行等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奋斗怎行？我有多大能力？我有多少功劳？称我为‘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和高教出版社两次获得新生的奠基人’，实不敢当。”
于是，也便有了这句诗：本来荣誉归群体，我道天公不可贪。
（本文得到皇甫束玉、杨陵康、朱秀丽、陈文灿等人大力支持，并参阅了《三十春秋》《亲历与见证》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