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文学词汇像“两种文化”那样具有如此持久的生命力。这个词是由C.P.斯诺创造的，用以描绘他所见的科学与文学之间让人不安的分野。然而，今天似乎已很少
那是50年前的5月份，集物理学家、公务员与小说家于一身的英国人斯诺在剑桥做了一个讲座，题目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后来这个讲演录以书的形式出版了。斯诺的著名论断是“所有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都日益被分裂成两个处于顶端的团体”，即科学家与文学研究者。斯诺大致上将当时的“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鸿沟”归咎于研究文学的那一类人。他断言，这些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不懂热动力学第二定律一点都不感觉害臊尴尬。这就好比问一位科学家“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显然让他大失脸面。
自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恰如美国宇航局局长米歇尔・格里芬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两种文化已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作为科学家的格里芬自然也宣称斯诺触及到了一个“基本的真理”）当然，也有人让斯诺卷入一些他自己都觉得难以想象的事业中。美国记者罗伯特・塞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1945-）1998年在《新闻周刊》撰文说，我们不能够给予Y2K电脑病毒以更多重视，这也许会成为最后证明斯诺论断完全正确的证据。学术界的一些名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或者说大学里，几乎没有人会承认――以此为荣更是绝无仅有――自己从未读过莎士比亚的任何戏剧。”劳伦斯・萨默斯在其2001年当选哈佛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宣称，“对从一个染色体中出来的一个基因一无所知，这很普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是DNA时代的斯诺，教职工们对他完全冷眼相待。
引述斯诺的思想，这当然并没有什么错。他的关于教育不应该太专门化的观点，从总体上看至今还具有说服力。然而，若把斯诺想象成为一个已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的知识界中目光锐利的人类学家，那便是误入歧途。他其实是我们技术化前程的狂热鼓吹者。“两种文化”的深层含义并非指我们有两种文化。它所宣扬的其实是科学比起其他的学科都将让我们繁荣并更加安全。斯诺的这种乐观表述已经过时，但其关于进步的思想比起他的文化类型学来，与当今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毕竟，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描述并非真的无懈可击。他断言，科学家们的“骨髓里装有未来”，而“传统文化却在妄想未来并不存在来对世事作出应答”。他还补充说，科学家们在道德上是“我们所有知识分子中最崇高的一部分”，而文学伦理却让人生疑。他认为文学文化有过“短暂时期”的道德缺失。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提及庞德、叶芝、刘易斯（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国画家、作家）的法西斯倾向，斯诺予以引用，并发问：“岂非由于他们的影响使得奥兹威辛离我们更近了？”虽然斯诺说他们“并非所有作家的代表”，但其部分为科学辩护的含义清晰可辩。
斯诺的论文激起了来自剑桥大学的批评者利维斯的强烈回应。他还对斯诺进行了人身攻击，称其为“在学识上要有多平庸就有多平庸”。另一位批评者莱昂内尔・特里林则比较温和，认为斯诺的著作“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他的文化“宗族主义”损害了“理性话语的可能性”。
今天，其他一些学者认为科学正以斯诺未曾预见的方式解决人类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编辑兼出版经纪人约翰・布罗克曼一直爱用“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来描绘科学家，尤其是进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与神经学家，因为他们“向我们呈现生活的深层意义”，并在“塑造他们那一代思想”的能力方面超越了文学艺术家们。斯诺本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为社会科学家们能够形成“第三种文化”。
那么，为什么斯诺认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所谓鸿沟会是个问题？对此，他在著作的后半部分提出了以下观点：该鸿沟导致了许多非常有能力的人对科学是一种职业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其结果是让我们无法解决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即由工业化导致的贫富差距，进而威胁到全球的稳定。斯诺解释说：“贫富之间的这种差距已为世人所知，尤其是为贫困人群不无自然地、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状况不会延续多久。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我们知道许多东西可以安然度过2000年，但这个情况挺不了那么久。”斯诺在“二战”期间参与了组织科学家去海外工作的事业，并在战后提出了向第三世界派遣技术团帮助工业化的建议。
现在，斯诺对社会文化的诊断照样有很多人相信，但他开出的药方人们已不再采纳。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让自己相信技术的进步出现于不可预知的企业发展的大潮之中，并让我们畅游于富于创造又能毁灭一切的波浪里。以此角度看，一位挑剔的英国技术官员极力鼓噪大规模的政府援助项目就显得非常不明智了。
然而，“两种文化”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关于发展观念中的一种最深层次的张力。斯诺也想要让人相信科学的纯粹力量无可阻挡，它将改变这个世界，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不需要外力的推波助澜。他写道：工业革命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便发生了。然而，与此同时他又认为20世纪的进步正在受到来自诗人与小说家漠然态度的阻碍。这就是他写作《两种文化》的动机所在。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呢？科学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变革的催化剂呢，还是说它需要自上而下的指导？
这个问题正是《两种文化》中针对当今的我们最直接的那个方面了。你的回答――答案可能有许多种――可能决定了我们需要在多宽广、深入的范围内去传播科学知识。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去应对气候变化吗？他们应该以何种方式进行人员分布？我们需要对此问题有更广泛的群众认识，以便支持政府的行动？或者，我们还需要其他什么吗？我相信，斯诺的这种号召行动的方式最终将消解其各种判断与主张。他的关于两种文化的区分是非常不稳固的。就算我们对该书保持着持续的兴趣，那也应该要多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反思，而非拿来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