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
1989年5月14日，杨西光同志与世长辞，至今已20年过去，但他却仍然活在我们心中。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领导复旦大学工作期间，
一、新时期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30年前席卷中国大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继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之后,在思想领域里肃清“文革”流毒、拨乱反正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是新时期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思想解放，是中国当代历史性改革的前奏和序幕。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讨论的胜利成果，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翻天覆地的变化。1977年春天，我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中央临时组建的由耿飚同志负责的宣传口工作，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斗争以及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全过程，当然也是杨西光主持的《光明日报》发表宣战檄文的某些重要事实的知情人和见证人。回顾往事,放眼现实，更激起我对杨西光同志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这场讨论的主要背景是，“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同志，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分管宣传工作，他们是粉碎“四人帮”的有功之臣，但同时又实际上还在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于是，政治思想领域里很自然地存在着许多混乱和争论。面对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难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回答和解决。尤其是代表官方主流舆论的“两个凡是”的出笼，更把人们的思想、手脚再一次捆得紧紧的，不能越出雷池一步。很显然，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不推倒“两个凡是”,“文革”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政治上的各种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平反，经济工作只能重复在陈旧的模式中运行，继续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不尊重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谬论和做法就不可能得到改正，总之，一切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不可能打破，改革开放的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杨西光被中央选派到新改版的《光明日报》任总编辑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已经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粉碎“四人帮”后临时组建的“中央宣传口”重建为中央宣传部，耿飚另有他任，中宣部部长由张平化担任。中宣部决定把原来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版为专门面向各界知识分子的报纸。此时，急需物色一位能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验的领导同志担任总编辑。当时正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的杨西光被选派到任。杨西光在工作中的特点是力求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到任后，他按照一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召开了一系列各方面人士座谈，征集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意见。
我当时正在中央宣传部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调研组组长。我们曾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12次。由此，杨西光也找我去参加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座谈，研究在拨乱反正中报纸抓些什么重大理论问题来开展讨论。在座谈中，我曾分析当时理论界讨论中存在的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建议他找一个能带动哲学活跃的问题来讨论。当时，我们都认为多年来由于个人迷信盛行和对毛主席盲目的顶礼膜拜，使很多人不容置疑地把毛主席的话当做终极真理和最高标准，而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又郑重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更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变成了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紧箍咒，使人们的思想又陷入迷茫。因此，“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扫除这个障碍，必须通过公开的讨论，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时，杨西光同志说，他看报纸大样时发现一篇来稿谈到这个问题，他已决定从哲学版抽下来加以修改提高后刊载在第一版。但是,他觉得这篇稿子是一位大学教师写的，学术味浓一些，有些学究气，需要大改。因为我正在搞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调研，他问我找什么人来修改比较合适？我告诉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在思考和酝酿写作同样的问题，我建议他请示耀邦同志，可否找吴江同志(当时的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来商量，请该研究室副主任、哲学专业教师孙长江来修改。不过，修改原作，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恰好我知道全国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开研讨会，我日前也在那里召开过调研座谈会。《实践》文的原作者胡福明正好在那里参会。于是,我建议杨西光邀请孙长江与胡福明一起来面商如何修改。杨西光表示同意。据了解，此后，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原作者经多次集体修改，历时一个多月，最后报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于1978年5月11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这篇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原文虽然提出了这个重大命题，但由于内容及文字和原文相比，已经改了很多，是集体的智慧，而且为了更引起读者的重视，报社决定不用个人署名，而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三、顶住压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权威人士当晚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的，很坏很坏”。还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是“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并概括文章作者的意图“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这位权威人士与时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曾长期共事，原来并无政治观点分歧，他在电话中说这是他个人意见，不要外传。可是受话者明确回答：“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随即，这位总编辑将对方长长的电话稿全文转告了杨西光和新华社社长曾涛。杨西光当即表示“这些意见我不同意”，“文章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没有错”，“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次日，《红旗》杂志总编辑也给曾涛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接着，汪东兴同志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华国锋同志也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中央宣传部部长把各省来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团长请到中宣部来座谈，叫大家对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领导汇报。一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高层人士以及新闻报刊都对这篇文章表态，或者支持，或者挞伐。形势顿时紧张、尖锐起来。中央另一位理论权威人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次会上郑重警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于1978年6月2日刊登了邓小平在军队的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小平同志的讲话，顶住了反实践观点的逆流，给了《实践》一文以明确肯定和坚决的支持。其实，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不实事求是之“乱”，返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从不实事求是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接受实践的检验。
但是，汪东兴还继续在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批判《实践》一文，并点名批评胡耀邦。在这期间，中宣部调研室主任戴云曾多次试图说服和争取中宣部长支持《实践》一文，并且把小平同志的态度也告诉了他，均无效果。最后一次，部长对戴云说：“我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愿组织上犯错误，我得听东兴的。”其实，这位部长是深受过“四人帮”迫害的老革命家，身居要职，在此严峻关头，不能站到支持《实践》的立场上来，戴云和我们许多当时的部下都深感遗憾。
据我所知，那一段时期，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阵地。面对高压，耀邦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组织党校理论队伍继续写了一系列反驳“两个凡是”的文章。第二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送《解放军报》，受到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坚决鲜明的支持。据早期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主任王仲方同志告诉我们，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这篇文章，作为《实践》一文的姊妹篇，又是《实践》一文的深化与发展，该文于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文中对“凡是派”的种种责难和质问从理论上予以驳斥和回答。为修改文稿事，胡耀邦与罗瑞卿先后通过6次电话交换意见。罗瑞卿在飞往德国动手术前还十分关心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讨论。他临行前曾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不料，一个多月后就传来了罗瑞卿在国外突发心肌梗塞而永辞人世。当我们听到这个噩耗时，深感万分震惊和无限痛惜。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继续粉碎“两个凡是”的坚冰。耀邦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胆识和奋力开辟新的前进航道的勇气，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邓小平在吉林视察时讲话，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李先念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也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后的第二天，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就表态“要跳出框框，砸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也表态支持。到1978年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的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3个军委直属大单位的领导干部陆续公开表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立场和态度。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了650余篇支持、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尤其是一大批在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态，使得这场讨论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种大的形势下，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呼之欲出，势在必行。1978年11月10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放炮”，结合“文革”的实践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原定的议题，使会议开成为一个“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奏响了序曲。
四、抚今追昔，感想良深
今天回顾30年前那场大讨论，抚今追昔，仍然心潮澎湃，感想良深。
首先，30年前思想解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百倍珍惜。那场大讨论的过程充满了惊涛骇浪，是一些包括杨西光同志在内的思想解放的先锋战士，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坚持真理，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带动了随后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的观念突破，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转型得以顺利进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在此后一系列重大观念突破的讨论中，总有一些人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绊脚石，甚至一些过去对革命有功、也深受过“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老干部以及思想文化造诣很深、曾经享有盛誉的著名权威人士，由于思想僵化，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对立面，这是令人痛惜的。当然，有些老同志后来也转变了，为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做新的贡献。杨西光不仅在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站在了思想解放的前列，还顶住强大的压力，把真理坚持到底，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杨西光晚年为党和人民立下的新功并非偶然，早在他领导复旦大学工作期间，他的事业心、创新精神、广泛联系群众和政治运动中的相对实事求是的作风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杨西光是1954年从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的岗位上调到复旦大学任党委书记的。当时我是经济系的学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是所谓“双肩挑”的教师，即一方面搞教学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我担任书记的党支部，曾经是杨西光领导的党委在文科的“试验田”，工作上与他多少有些接触和了解。1962年，我离开复旦来到北京。
我记忆中，杨校长在复旦的工作始终抓住贯彻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人才。“出成果、出人才”，这是我们牢记的主要任务。杨校长经常强调“学校是教育阵地”、“学生的根本利益是要学到知识”，“青年教师要又红又专，要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他重视人才规划，提出要注意青年教师“一批中出一个，一个带动一批”，复旦不仅培养了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泉，对有才能的中青年教师，不论其家庭出身和受教育的背景（如曾留学美国），概不歧视，一视同仁地加以培养，改革开放后复旦大学的几任校长，如谷超豪、谢希德、杨福家等都曾经是杨西光时代被列入人才规划、受到杨校长亲自关心的；他对老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很尊重，如经常倾听苏步青、谭家真等老专家的意见，允许学术界不同学派（如生物学中的摩尔根与米丘林）争鸣，不打压。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政治运动频繁，他作为党委书记，不可能跟党唱反调，当然也贯彻执行了“左”的方针政策。但是，在那种大背景下，据我个人所知，杨西光相对地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比如，1959年，高教部曾派员到复旦搞“教学检查”，预定要批判蒋学模等二位教授，我记得，杨校长不同意，说“这是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有几个干部，在校外本系统受到批判，回到校内，杨西光书记还是尽可能地保护，没按照该系统上纲上线地批判，而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这些特点，与他后来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期间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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