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十七年”儿童文学，到向成人文学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的范式不断靠拢的“文革”中儿童文学，再到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走向“强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最后到新世纪多元共生的儿童文学新格局，新中国六十年儿
童文学走过一条不寻常的路。
王泉根，浙江上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著有《王泉根论儿童文学》、《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等十余种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六十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同步发展演进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艺术规律。概括地说，六十年儿童文学前三十年折腾多，后三十年成效大，六十年儿童文学在不断探索中积聚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与十分宝贵的经验，限于篇幅，本文拟就六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观念、作家原创与出版两个方面作一透视，以期探折六十年儿童文学的深层次变化。
思潮与观念：成人中心主义到儿童本位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是：成人文学是成年人之间的文学活动与精神对话，而“儿童文学则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即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包括编辑出版、批评研究、推广应用等）主体是成年人，而其接受、消费主体是处于启蒙、成长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儿童文学从根子上说是由成年人主宰、生产、指导的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体现成年人目的、目标、意志与理念的文学，因而这种文学与成年人如何理解、对待儿童的观念与行动也即“儿童观”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地位、权利、生存状况，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审美追求与艺术章法。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一切儿童文学现象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掌控、规范着儿童文学，这就是成人社会的“儿童观”。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儿童观经历了传统社会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救救孩子”“儿童本位”――共和国成立后的“红色儿童”“革命接班人”――新时期的“儿童权利”“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等阶段。六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理论观念的演变、更新，正是围绕着“儿童观”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同时在历时性的轴线上经历了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成人中心主义的挑战。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十七年”（1949―1966），由于方方面面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重视，当代儿童文学曾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主要是1950年代）。作家团队中既有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近、贺宜、包蕾、郭风等一直关心儿童的现代儿童文学老作家，又有鲁兵、圣野、洪?涛、葛翠琳、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邱勋、萧平、袁鹰、柯岩、徐光耀、孙幼军、金波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50年代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创作基调青春、乐观、清新、向上。张天翼提出的儿童文学要对儿童“有益”和“有味”的两个标准，陈伯吹提出的著名的“童心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主体观念与审美走向。
但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随着当代文学政治挂帅、“中心任务配合论”尤其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等思潮的急剧膨胀与干扰，儿童文学被迫突出成人中心主义，向成人文学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的范式不断靠拢，消解以至铲平为儿童服务的根本艺术属性，造成如同茅盾在60年代初所批评的那种“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尴尬局面。“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正是当时工具论文学观在儿童文学理论的突出反映。这一尴尬局面的彻底化解一直要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以儿童为主体”，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功利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贴近儿童，走向儿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正是在“儿童本位”的旗帜下，后三十年儿童文学才能出现“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要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童年情结”、“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等等一系列执著于儿童文学自身本体精神的学术话语与基本观念的探讨和建设。从整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后三十年儿童文学经历了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作家创作）艺术个性的三个阶段，但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生命世界的建设。“走向儿童”是后三十年儿童文学高扬的美学旗帜，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增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
进入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网络时代传媒多元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至今依然检验和考验着儿童文学的现实姿态与未来走向。关于“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讨论，关于儿童文学的典型化与类型化创作应面对不同年龄层次儿童的观念，关于儿童文学阅读推广中的经典阅读、分级阅读、亲子阅读、班级阅读的策略，关于儿童文学利用语文教学改革多渠道（课程资源、课外阅读、校园文化建设）进入校园的举措，关于儿童文学对接儿童影视、动漫、图画书、网络文学等多媒体形式的探讨，以及知名作家配合出版社纷纷走向孩子们中间签名售书、演讲儿童文学等方式，正是儿童文学应对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双重冲击和挑战所采取的积极策略与冷静理路。事实证明，儿童文学界的这些举措和行动都是实事求是、行之有效的，诚如曹文轩在前不久“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商业化、网络化也可以成就儿童文学，“巨大的发行数，不正是凭借商业化而得以实现的吗？凭借或是利用商业化，不是也能将优秀的儿童文学送到更多的读者手中吗？”孙建江说得更为透彻：“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儿童文学无法回避市场：对于创作者，市场意味着读者；对于出版者，市场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市场本身并不可怕，市场可以催生一批又一批的低档次作品，市场同样可以孕育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关键在于，是无条件一味迎合市场，还是按照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市场。”显然，在今天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环境下，儿童文学工作者需要承担起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真正对儿童负责、对民族和人类下一代负责的文化担当和美学责任，需要更为清醒地把握和坚守先进的科学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儿童观”。
原创出版：“五代同堂”与“多元共生”
六十年儿童文学的突出成就体现在作家原创的大面积丰收和出版传播的超越式发展上。作家队伍建设是发展文学事业的重中之重，没有作家原创就没有文学系统工程的一切。
六十年间，中国儿童文学曾在长时期内拥有过“五代同堂”的鼎盛局面：第一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启蒙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叶圣陶、冰心、茅盾、郑振铎等，第一代主要是开创之功、奠基之功，而且一开局就是大手笔。第二代是三四十年代战争环境中革命和救亡的一代，代表人物有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贺宜等，他们用文学直接切入现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和革命救亡等时代命题。第三代是共和国“十七年”运动语境中的一代，代表人物有金近、任大霖、任大星、葛翠琳、洪汛涛、鲁兵、任溶溶以及孙幼军、金波等，他们创造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原创生产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在文学配合“中心”、“运动”的复杂背景下进行着痛苦的探索与民族化追求。第四代是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一代，代表人物有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沈石溪、班马、董宏猷、周锐、冰波、郑春华等，他们的特殊人生经历铸就了他们对儿童文学的文化担当与美学品格的执着坚守，努力践行用文学塑造未来民族性格，打造少年儿童良好的人性基础。第五代作家大致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成名，如今正在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具创造力、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群体，代表人物有杨红樱、汤素兰、彭学军、薛涛、殷健灵、郁秀等。今天，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中的一部分文学新秀也在积极加盟儿童文学，这是使人十分欣慰的现象。
从总体上说，六十年儿童文学原创在不断开拓进取，扩大艺术版图，儿童文学的题材、内容、创作手法、文体等，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小说、诗歌创作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二是少先队校园内外生活题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脉。前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刘真的《我和小荣》，杨大群的《小矿工》等。后者如袁鹰的《丁丁游历北京城》，郭风的《叶笛集》，金近的《小队长的苦恼》，任大霖的《蟋蟀》，任大星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胡奇的《五彩路》，柯岩的《小兵的故事》，萧平的《海滨的孩子》，邱勋的《微山湖上》等。这一时期的童话创作注重张扬幻想空间，同时也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陈伯吹的《一只想飞的猫》、贺宜的《小公鸡历险记》、金近的《小鲤鱼跳龙门》、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包蕾的《猪八戒新传》、葛翠琳的《野葡萄》、任溶溶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等，以及金江的寓言《乌鸦兄弟》，是“十七年”幻想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进入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儿童文学的“创作思想显得十分活跃，儿童文学作家的主体意识也逐渐由觉醒走向强调，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美学’，探索适于自己个性的创作方法。”（蒋风《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走向》）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元共荣的儿童文学新格局就此形成，进入新世纪显得更为生动而清晰。于是这就有了：曹文轩坚守古典、追求永恒的《草房子》，秦文君贴近现实、感动当下的《男生贾里》，张之路集校园、成长于一体的《第三军团》，董宏猷跨文体写作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沈石溪全新的动物小说《斑羚飞渡》，杨红樱、郑春华独创品牌的《淘气包马小跳》《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孙云晓的报告文学《十六岁的思索》，高洪波、金波、樊发稼、王宜振、徐鲁等拥抱童真、独创诗艺的儿童诗《我喜欢你，狐狸》、《我们去看海》、《小娃娃的歌》、《笛王的故事》、《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才有了金波的诗体童话、郑渊洁的热闹型童话、周锐的哲思型童话、冰波的抒情型童话、张秋林的小巴掌童话，以及成长小说、动物小说、双媒互动小说……才能出现旗号林立、新潮迭出的创作景象，高举起大幻想文学、幽默儿童文学、大自然探险文学、少年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自画青春文学等一面面创新旗帜。
多元共生的儿童文学新格局，需要我们的作家践行多种艺术创作手法，多样文学门类的审美创造，为小读者们提供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艺术作品。新世纪儿童文学在这方面已经表现出了积极的作为。这具体体现在：追求深度阅读体验的精品性儿童文学（如曹文轩的长篇小说新作《青铜葵花》，黄蓓佳的《亲亲我的妈妈》，金波的童话新作《追踪小绿人》，张品成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十五岁的长征》，黑鹤的长篇动物小说《黑焰》，彭学军的诗性文化成长小说《腰门》，李建树的校园情感小说《真情少年》等）与注重当下阅读效应的类型性儿童文学（如杨红樱的“马小跳系列”、“笑猫日记系列”，杨鹏的科幻《校园三剑客》，葛竞的《猫眼小子包达达》系列等），直面现实、书写少年严峻生存状态的现实性儿童文学（如薛涛、董恒波、刘冬等的《辽宁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韩青辰的长篇报告文学《飞翔，哪怕翅膀断了心》，邱易东的长篇农村题材报告文学《留守中学生的成长故事》等）与张扬幻想、重在幻想世界建构的幻想性儿童文学（如曹文轩的多卷本幻想小说《大王书》，殷健灵的长篇《风中之樱》，薛涛的《精卫鸟与女娃》等），交相辉映，互补共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为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注入了一股深刻、飞翔、灵动的多样元素。
五六十年代，我国只有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家少儿社，出版品种甚为有限。今天我们不但有34家专业少儿读物出版社（这是儿童文学的出版主力军），同时国内570多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也争相出版少儿读物，还有多家民营企业的加盟。我国少儿图书的年出版品种已由过去的200多种发展到每年一万多种，年总印数由3000万册发展到6亿多册，优秀图书的重版率达到50％以上。2006―2007年，我们还出版了囊括百年精萃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2008年又出版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儿童文学金品30部》，今年即将出版检阅新中国六十年儿童文学成就的《中国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等，这是何等使人鼓舞的业绩！今日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出版大国，并正在向强国迈进。承续着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血脉、六十年共和国儿童文学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精神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必将为滋养、引领未来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新一代作家的崛起以及他们走向更为深广的审美世界的追求，则让人们看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繁荣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