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书写此类历史读物，如果是沉潜多年，挖掘公私档案乃至各类史料而出的话，就会好得多。根据此书附录的“参考书目”，则多系坊间常见的各
如：1、第263页提及1955年5月推举中科院学部委员，共“223名”，包括北大的“28名”，误。据当年中国科学院党组致中宣部的报告：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学部委员名单经过修改，由238人减至224人，后经中共中央审批，又增加11人，最后名单成为235人。这其中，北大有29人，此书遗缺了哲学家冯定的名字。
2、第350页提及“文革”爆发后，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24日，梁漱溟旧居小铜井1号家里受到了冲击。”梁漱溟在受到抄家、凌辱、毒打、焚书之后，“被勒令搬出旧居，同另一位老人冯友兰住进了一间没有任何生活必需品的平房。”
据事后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的回忆：“文革”爆发后，他并没有被勒令搬迁，只是住宅的院墙上被“红卫兵”贴了一个大字“封”，“房子虽然被封了，我们还可以出入。”此后一度听说要被逐出燕南园，也没有成为事实，不过是“限制我在原来住房内的活动范围”，以至冯宅（“三松堂”）“最多的时候，我原来住的这所房子，住了六家。”后来冯友兰被关在“牛棚”，迨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提到他和北大的另一位名教授翦伯赞，说：“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于是此后不久，“我的住房也有了部分的恢复”，并且由于他的儿子要从美国回来探亲，还成了“开放户”（外宾、华侨可以出入的住宅）。总之，全无被勒令搬出、又与梁漱溟合住的事情。
又据梁漱溟事后的回忆（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梁漱溟原居北京西城积水潭小铜井1号，“红卫兵”来“造反”之后，“待游斗回来，便把我关进南房的一间小房中，一连被折腾了二十多天。”原来，梁宅的正房已由“红卫兵”相中，作为了“司令部”，梁氏夫妇只好移住在存放杂物的一间小屋，此后，他居然在那间小屋内写就了一部《儒佛异同论》，至年底，红卫兵勒令他们迁出，于是，又觅到了鼓楼铸钟厂一民宅的一间东屋暂住。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梁漱溟被分配至东城朝阳区中街7号楼一套两居室的房子，以示对民主人士的宽大。再后，1980年1月，梁漱溟再次迁居，当时全国政协分配给他一套“高干房”，地点是木樨地22楼9层17号，这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部长楼”了。
“文革”期间以及“文革”之后，作为老知识分子代表的梁漱溟和冯友兰，在许多人眼中，可谓“薰莸不同器”，很难想象他们居然会住在一间房子里，抑或有之，那么，肯定会带出许多出乎人们意料的故事吧，可惜这只是人们的想象。
又，此书的封底有这样几句介绍的文字：“这是一所你所不知道的北大；这是一所目前尚能披露的北大；这是一部尘封百年的北大档案；这是一部刻录北大学人生存状态的力作；这是一个民族百年兴衰荣辱的缩影和见证。”“这是一所目前尚能披露的北大”，“尚能披露”是什么意思？抑或还有“一所目前不能披露的北大”乎？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