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初版于1937年的《文明的进程》就深刻地阐明了人类联系日益紧密的必然性。在他看来，人类若要生存发展，社会分工不可避免。分工相互关联，单个的行动和整体过程愈协调配合，就会愈提高人与人之间依赖和依存的水平，人与人之间依赖和依存水平日益提高的过程，在埃氏看来，就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进程》最初问世时并没能产生太大反响，到1976年推出简装本时才受到重视，逐渐跻身经典行列。该书（中译本）洋洋50余万言，涉及众多学科和问题，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其中之一就是：该书可“使人愈益增长一种地球上所有人都密切联系的意识”。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换一种说法，人是通过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政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无疑大大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哲学日益成为显学，成为赵汀阳眼中的“第一哲学”，绝非偶然。不过，在赵汀阳看来，政治哲学研究的却是一个坏世界。“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人们通过政治去研究坏世界，而通过道德去想象好世界。”在《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赵汀阳就政治的发生、国家的正当性、权利、自由、民主、正义、世界之治等问题做了独特的论述，其思维之犀利，语言之明晰，都一如他以往的著作，读来非常舒服。
思想类图书中，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亦特别值得推荐。该书实际上即《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其中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未收入《新编》，此次是第一次与内地读者见面。
人亦是历史的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把人们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个人遭际就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因此，回忆录、家族史、口述史对于历史书写和传承都具有特别意义。作为茅以升的外孙女，茅青在《我们家的人和事》一书中从家族内部成员角度，记录了茅家几代人的故事，其中涉及到家族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家族成员1949年之后经历的荣耀和坎坷，以及家族内部的变故，等等，可读性和史料价值都很突出。《变革社会中的人生与学术》是民族学学者李绍明的口述史作品，在书中，他讲述了自己70余年的人生经历：从考上华西大学，辗转三校完成学业，到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三起三落，直至“拨乱反正”后重新焕发学术活力。沉浮之间，折射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族学学科及民族工作曲折的发展历程。在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著名作家阎连科从自己的童年写起，把人们带回到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讲述了生活在偏僻农村里的父亲、大伯、四叔坎坷而平淡的一生，讲述了父辈对子女浓浓的亲情，真切而感人。
在《驯服的艺术》中，小提琴手尤里・叶拉金传神地记录下了他个人的遭际和苏联艺术世界的万千景象：他如何获得公民权，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求学经历，艺术家们生活上的特权待遇，创作上的种种束缚……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下，包含无限喟叹，颇为耐读。奈保尔的《作家看人》兼具回忆录和沉思录的性质，记述了自己在特立尼达的早年生活，家族的故事，以及他初涉文坛时的一些人和事，也论及甘地、德雷克・沃尔科特、福楼拜等人。
最后推荐两本轻松的小书。《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属于“书之书”，由50篇书话构成。与布鲁姆站在精英立场上的《西方正典》不同，约翰・凯里此书高扬平民主义的大旗，一心为普通读者挑选好看之书，正如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挑选的标准是快乐”。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约翰・凯里选择了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而未选他的《尤利西斯》；选择了戈尔丁的《继承人》，而未选他的《蝇王》……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是前者相比后者而言更为好读。而作者在书中充分显示了其学识之丰富，感受之细腻，文字之典雅，都使得本书亦可归入“令人快乐的书”之列。《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亦是一本“书之书”，该书近30年前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藏书史方面的必读之作,其简体字版的出版必将受到内地相关研究者和广大爱书人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