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风流掩不住

民国作为历史余温尚在，然而其人其事却已渐渐湮灭。这本是历史前行的规律，不过当年风流，在岁月洗涤中消逝无痕，却

民国这一段，除却江山危急的大背景外，也是风云际会的年代。当年的知识分子不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彼时西风东渐，国外的自由精神，独立意志，也深深地浸润到当时的先行者的思想中。因此，当时涌现出一批学贯古今中西兼得的大师和创现代学术先河之学者。这一点于今看来，不由人不心生浩叹。这些人中，有我们熟知的蒋介石智囊吴稚辉，有国学大师章太炎，风流画家张大千诸人，亦有被世人渐渐淡忘的开创我国地质事业的丁文江、文理大师顾毓?、优生学家潘光旦等等。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是中国文人风骨尚存的最后年代。当年的知识分子们依旧秉承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知识分子的尊严和傲骨得到了相当彻底的展现。比如章太炎被袁世凯囚处后，在七尺宣纸上用篆书写“速死”两字悬于墙壁上。其间来一说客，云章只要写一封拥护袁称帝的“劝进书”即可，而章愤然写道“某忆六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道，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犹有荣耀”。袁世凯狂怒，后虽因章之声名，不敢将章处死，而章太炎也在三年后袁世凯死后才得以重获自由。文人胆识，从来未可轻视。

中国知识分子向怀救国济世之志，民国亦然。然而除此之外，那些民国人物也颇具真性情，或迂痴或狂狷，读来非常有趣。例如吴稚辉，胸怀中西文化，骂人却是粗鄙诙谐又刻薄，比如他开文《卖国贼是世界上最丑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为之》骂汪精卫，文中痛斥：“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还把陈壁君叫做“陈屁裙”，称周佛海为“周狒黑”。现在看来，此种骂人未免有骂街之嫌，不过或者正是吴之本意。又有文人之间互相口舌争锋??黄侃每遇胡适，总要雅谑一番。一次，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真心。”胡不解，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叫‘往哪里去’才对。”弄得胡适哭笑不得。此种情形，似乎只有魏晋可以比拟。

有些人，由于某种原因世人只了解他很小的一个侧面，比如陈西滢。然而庐山真面目是否真是如此，也许未必如此简单。比如他评鲁迅的《阿Q正传》如是说：“阿Q是一个type，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不朽的”，由此可见陈西滢的厚道纯朴。

不独丈夫，那些民国女子，也是颇值得记述玩味。创造“弱国也有外交”神话的外交家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曾被一外国友人誉为“远东最美丽的珍珠”。她兼懂六国语言，美丽大方，善于交际，为夫君在外交场合上的成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后虽与顾维钧仳离，亦对彼此恩怨之事不着一恶言。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夫人，为英国传教士的女儿，“好看得象一幅画”，因为对杨宪益的爱，来到了中国，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张爱玲并列孤岛时期双葩的苏青，虽然我对于她的文章有多高的文学价值有所保留，然而她的确率性，于当时有相当的堪称前卫的女性意识，用张爱玲的话说，有一种“结实的真实”。只是让她成名的“结婚十年”，却是以她的十年失败婚姻为代价，着实让人感叹不已。

读古方能通今，民国虽然距今虽不遥远，却已恍若隔世。我想除却时代的更替外，也许更是一种理想主义和精神的消逝罢，那一种率性的人生，恐怕确实只能是渐行渐远的旧日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