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的“使命”及其他

上个世纪30年代，杭州有一家《越风》杂志，曾发表高越天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一文，在谈及明朝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之后，又提

又据《大公报》副刊专栏文章《雪庵絮墨》，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于《贰臣传》之首，于是诫之曰：

　　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当亦憬然而悟矣。

鲁迅当即撰文指出：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四〕》）

几十年过去了，有当代学者编撰三十万言之《洪承畴传》，记叙了传主的一生，详述了出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洪承畴，“背明降清”之后，从随军南下、佐理机务的出谋划策，到总督军务、招降江南、平定皖浙闽的文韬武略的“开清第一功”，再到经略五省、进取云贵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至“‘鞠躬尽瘁’谥文襄公”，并认为在作为清初重臣17年的时间里，“他担负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这对社会的前进起了积极作用”，“应属于基本上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他的主要政绩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此种所谓“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恐怕是很难经得住推敲和追问的。如果说洪承畴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那么，那些奋起抵抗侵略、誓死保家卫国的明朝军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身先士卒、陷阵杀敌、喋血疆场的督师卢象升，“吾头可断，身不可屈”、从容赴死的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史可法，“纲常万古，节义千秋”、慷慨就义的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愧于兵败、决心以死激励后人、自沉松塘而亡的进士夏允彝，鼓动清松江总督吴胜兆反清、事败被俘、投水自尽的名士陈子龙，变卖家产奋起抗清、被叛徒出卖后坚拒洪承畴劝降、以身殉国的少年诗人夏完淳，与清军血战81天、誓死守护家园、最后城破被屠的几十万江阴民众，在东南沿海坚持反清复明斗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张煌言……岂不是都阻碍了、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安定”？岂不是都延缓了、遏制了“社会前进”的历史进程？比起“基本上应当肯定”的洪承畴来，他们岂不都是不识时务、不明大势、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基本应当否定”的吗？

显然，上述对洪承畴的评价中隐含的，是一种征服者、胜利者、权力者的历史观，“胜王败寇”的历史观。

不妨再追问下去：假如清乾隆皇帝钦定、列入《贰臣传》的一百二十多个明朝文臣武将没有降敌事清，襄助赞理，“为王前驱”，清军能否顺利南下、定鼎中原呢？“抚定燕京”之后，又能否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怕是要颇费一点唇舌吧。

又假设在明清的大对决中，清军最终未能入关、取明而代之，封疆大吏、蓟辽总督洪承畴，由于背叛明朝而落得个“汉奸”的千古骂名，那么，他的这一人生抉择是否值得呢？究竟如何看待、评价他所充当的“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这个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呢？

这，恐怕就更难回答了。“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鲁迅语，出处同前）

看来，要想算清楚历史的陈年旧账，真是“戛戛乎其难哉”！

1934年7月17日，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感，题目就叫《算账》，开头两段云：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鲁迅是这样回答的。

如今，评价洪承畴的是非功罪，要超越“大汉族主义的影响”，超越一直存在着的“重大偏见”，似乎自然并无不可；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难道能够超历史、超时代吗？难道能够“超然”于道德之是非、历史之功罪吗？毫无疑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满清作为来自北方的异族侵略者、征服者、屠杀者和统治者，是铁铸的事实。“五族共和”的提出，则是大清王朝彻底覆灭之后的事了。

进而，要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似乎自然也并无不可；但是，难道能够回避他作为“明王朝的重臣”，对旧朝、对故国、对父母之邦的背叛吗？难道能够因为现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不对过去他投降与效忠异族征服者、侵略者和压迫者的可耻的不光彩的汉奸行为，进行必要的严正的道德审判吗？

此外，该书序作者还有云：“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是啊，一部中国古代史，王朝更迭嬗替，实在是多多，而又多多，《红楼梦》里不是写过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不是也说过了，“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是两种物质，――是刀和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边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和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不知为什么，在“正常”的“王朝更迭”面前，在“好看”的“圣武”面前，我却总是无法产生庄严正大的神圣之感与敬畏之感；而且，无论如何，也总是不能忘记，投靠了新主子的洪承畴所跟随的清军，在其入关及南下的浩浩荡荡的攻城略地过程中，那些罄竹难书的野蛮劫掠、血腥屠戮和杀伐；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总是无法忘记，于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淡去、为“太和祥洽”的“康乾盛世”所掩饰的凶残的文字狱之斑斑血迹……

我于是想，在褒扬洪承畴于明清易代之际“审时度势”，及对新朝起着“安邦定国”作用的“光明面”之时，是不是也在不自觉地肯定一种见风使舵、趋利避害、变节附敌、毫无特操、善于变化、无坚守、无信从的道德人格呢？这种无耻卑劣的人格，既违反做人的伦理，又有背于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应该彻底唾弃的。

当今的文人学士，早就匍匐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对“千古一帝”康熙的“王道”，遥遥地奉上五体投地的赞美和尊崇了。近来又有清史专家说什么“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文字狱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云云，这种话，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2009年5月12日于西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