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规模宏大，共有参会学者301位，代表102家高等院校与学术研究机构。这个庞大的规模与广泛的代表性直逼国内学术年会的巨无霸――三年一届的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年会除了安排两个时间段六位学者的大会主旨演讲外，还有30场的小组发言与研讨。他们在大小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在学术上的投入及对研究的专注都让我们欣慰地感觉到，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还存在着一批学人，为了弄懂若干“无利可图”的问题，难得地甘愿忍受寂寞。这是否能被看做是当前英语界的一阵清风呢？本次研讨涉及文学教学的内容偏少。教学的乏善可陈与研究的人气看涨虽有给人一头热、单相思之忧，但这毕竟比对文学的两头放弃、心如枯井要让人看见更多的希望。其实，不管中外，从事纯学术性的文学研究大都是部分知识精英的追求，它注定不能普及，因此，在这个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中国学生对几万公里外那个国家的文学难以引起普遍兴趣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我看来，本次年会至少有两大亮点。一、为大量的讲师、研究生们提供发表个人学术见解的论坛，这较完美地体现了本学会坚持“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原则。现在有部分学会以搞“院长论坛”等抬高参会者级别为追求，以拉到高官名人参加开幕式为目标，发言尽为客套与陈词滥调，沾染浓厚的官场气。其实，排斥了学术研究的主力军――普通教师与广大学生就等于在放弃学术。本人曾参加过美国与港澳台的一些学术会议，发现美国人的学术会议最不把政府乃至学术官员放在眼里，只有在会议前夕的冷餐会上东道主校长露一下脸，做个简短欢迎词。最让人惊奇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让各级领导在事先经精心安排好的座位上依次落位并都要多多少少讲上几句客套话的开幕式。然而，官方礼仪上的简化恰好是为了突出学术研讨的本位，在后者上他们比我们的准备要更为精心，程序也要复杂一些，不仅有主持人，还往往有懂得该领域的专家作为评议员对发言发表评论。英国文学年会在会议的组织形式上，虽然不能完全免俗，但“学术为先”还是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二、有一批的名家光临，不仅让后辈学者难得地一睹其风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演讲往往既继承了学术传统、又启迪了新的思路，由此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这次年会光临的名家有常耀信、张中载、杨仁敬、郭继德、蓝仁哲、江枫、何其莘、赵一凡等位先生，其中常耀信教授主持的那个小组研讨场面最为火暴、上座率最高。待本人慕名而去时，听众竟都挤到了门外。以致于主持人本人的发言都因时间到点而被迫取消了。专业性学会并非演艺娱乐界，大多数人来参会并非热衷于“追星”。然而，要守住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这块阵地，这些几乎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这一事业的专家学者及其获得的巨大成就，其榜样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建立英国文学学会是我国老一辈专家的夙愿。12年前召开的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的李赋宁教授也出席了大会。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显然，在“中国视野下”比起四年前的主题“英国文学在中国”，更体现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的本土意识与学术自信。因为它给人这样的印象：依据中英（西）比较的眼光，力图体现中国人的看法。有人说，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研究，必然是在“中国的视野下”。我看这未必，因为身为中国人，不一定就有中国文化的自觉意识，更不一定能运用这种自觉意识做出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独特贡献。也许是受到这个主题的启发，往年那样的用一种时新的西方文论去解读作品占绝大多数的现象，在本次年会已有减少，以文本切入但又能跳出单个文本的局限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气候。例如，对莎剧本土意义的探询、莎剧的本土化改编、康拉德作品对重塑中国道德形象的启示意义、荒诞戏剧对中国戏剧的影响、叶芝与中国以及数量更多的中英作家作品与思潮的类比平行研究，还有学者用几何学上的拓扑学对莎翁的十四行诗进行跨学科想象、用中国古典的“空白论”美学思想去阐释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当然，学术研究的成败并非完全由研究课题与方法决定，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较高的学术素养。然而，以上选题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研究范式的改变势必导致理念的更新，其结果还是很令人期待的。
赵一凡先生在点评河南大学高继海教授的主题演讲《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写作与接受》时指出，这个发言虽然主题是一位法国思想家的一本书，但涉及到了上至笛卡尔、下至德里达的广阔学术场与思想史，对当下的英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还说，过去我们英文系师生仅做文本细读与内部分析，这按我们中国传统学术分类来讲是“小学”。学术发展到今天，文学研究仅做“小学”是不够的，是功夫不到的表现，我们要大、小学兼顾。结果，这为后来的多场小组研讨提供了一个“关键词”与引以为戒的方面，受到许多发言者与主持人点评的引用。其实，在“中国的视野下”不就是要求我们走从外国文学研究的“小学”到“大学“的一条必由之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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