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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曼 | 《魔山》书影 |
位于瑞士东部兰德瓦瑟河（Landwasser River）河谷格劳宾登州（Graubunden）的达沃斯（Davos），虽是一个海拔高达1560公尺的山中谷地，但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形，有高耸的阿尔卑斯山挡住北方吹来的风，使这里阳光充沛，又没有嘈杂的喧嚣，是天然的好环境。今天，最让人们记起这个地方的是每年一度以达沃斯名字命名的“世界经济论坛”。但在上个世纪，尤其是上世纪的20-30年代，它是以繁荣的旅游业和疗养胜地而闻名世界的。伟大的阿伯特・爱因斯坦、大名鼎鼎的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英国著名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恩斯特・基尔希纳，还有德国获诺贝尔文学桂冠的托马斯・曼……有多少名人曾在这里度过他难忘的时日啊！
在1901年发表了成名作、长篇小说《布登波洛克一家―― 一个家庭的没落》、1903年出版了中篇代表作《托尼奥・克勒格尔》之后，1907年，德国的《明镜》杂志第一次介绍了它们的作者、年仅34岁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的生平。在这篇介绍文章中，曼曾这样愉快地谈到自己近年的景况：
“光环罩着我，没有什么能与我的幸福相比。我结了婚，有了一位异常美丽的妻子―― 一位公主似的夫人，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我的话，他的父亲是大学的王牌教授，他自己也通过了文科中学的毕业考试，却倒并未因此小瞧我。”（印芝虹等译）
曼说的他这位“异常美丽的妻子”是卡萨琳娜・黑德维希・普林斯海姆（Katharina Hedwig Pringsheim,1883-1980）。
卡萨琳娜出身于犹太豪门，又是知识家庭。祖父鲁道夫・普林斯海姆，是上西西里的一位铁路巨头，置下一笔可观的家业；他的后代则放弃了犹太教，投身于学术。鲁道夫的儿子也就是卡萨琳娜的父亲阿尔弗雷德・普林斯海姆是一名数学教授，甚至成为巴伐利亚州的科学院院士；他的妻子，卡萨琳娜的母亲黑德维希・多姆婚前是柏林的一名演员。卡萨琳娜――卡佳（Katia）是他们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卡佳和她的兄弟们一起在异常优越而又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在慕尼黑她家那座1500平米的宽敞的宫殿式别墅，是古老的慕尼黑最令人瞩目的精神文化中心之一。一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厅里，摆有两架大三角琴，供主人和来作客的朋友演奏，乐谱是主人所参拜的里夏尔・瓦格纳的歌剧选段。另外，还有藏书丰富的家庭图书馆。不用说，还有众多的仆人。这些都是当时私人的家庭中所很少具有的。建设部长和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来欧洲游历的丹麦官员雷文特洛乌伯爵和大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等名人都是他们家的常客。
父母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在她几个兄弟进文法学校的同时，曾受过七年私人教育的卡佳是第一个于1901从慕尼黑文科中学毕业的女子，并从1903年开始，作为第一个所谓“积极的感兴趣的学生”，获许在她父亲任教的慕尼黑大学旁听科学、数学和哲学课。
1904年春，通过双方的朋友、作家和戏剧家艾丽莎・伯恩斯坦-波格斯，卡佳・普林斯海姆认识了大她七岁的托马斯・曼。当然，曼立刻就爱上这个美丽的女子，而且她的优越的家庭背景也是他所看中的。但是卡佳的家庭对曼并不看好，因为他们一意希望女儿找一个拥有较好职业保障的中产阶级人士，而且又怀疑曼有同性恋的倾向。只是如曼所夸耀的，卡佳“并未因此小瞧我”。她最后在这年的11月同意了曼的求婚，两人于1905年2月11日在慕尼黑举行婚礼。
结婚之后，卡佳仍继续读了两年业余大学，直到怀孕。卡佳为曼生了六个孩子，她不但是一个善于教育孩子的好母亲，她的几个孩子在各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她还是一个善于帮助她丈夫的贤内助，承担了丈夫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如处理出版合同、控制采访活动、安排工作日程等，使丈夫的创作免受不应有的干扰。
但是在1910年生下第四个孩子莫妮卡之后，她病了。最初认为是肺结核，后来X光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物理病变，可能只是初期的关系；还怀疑与精神压力有关。不管怎样，去疗养院是最佳的选择。于是，卡佳被送往瑞士达沃斯高地弗里德里希・耶森医师（Dr Friedrich Jessen）那家著名的“瓦尔特疗养院”（Waldsanatorium），一直住了六个月。
5月15日，曼去看他妻子。
曼后来在他的小说《魔山》第一章“到达”中曾描写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到达”达沃斯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去看望他的患肺结核病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即将到达时，小说这样描写：
“……他们已在那条沿山脊方向的崎岖不平的路上奔驰了一阵子，这条路与铁路平行。然后马车拐向左边。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和水路，在一条公路上驰骋，这条公路向上一直伸展到树木丛生的山坡。现在他们来到一个稍稍凸起的高地，它宛如一个草原，在高地西南方耸立着一座圆屋顶的庞大建筑物，前面有许多明亮的阳台，远处望去像一个个孔洞，活像一块海绵。建筑物里灯光刚刚开始燃亮。……人口稠密、绵亘蜿蜒的山谷现在已经万家灯火，平地和山坡两侧到处都是灯光，特别在右边一片高地上，那儿的房屋结构都是梯田式的。左面有几条小径通到草原的斜坡上，以后又消失在松树林一片迷迷糊糊的黑暗中。山谷在入口处渐渐狭窄起来……”（钱鸿嘉译）
就是托马斯・曼自己当时所看到的瓦尔特疗养院的外景。
原来，曼只是计划在妻子身边待几天就走的，谁知道在那里染上了“讨厌的上呼吸道粘膜炎”。疗养院的主任医师给他作了检查后，认为他的肺部有斑点，是结核病的症状，建议他也在疗养院住半年。曼立即写信去慕尼黑征求他私人医生的看法。医生回答说，他很了解曼的身体状况，不会有什么的；达沃斯总是要说人家肺部有斑点，以便动员他们在那里住下来。“回慕尼黑吧！”叫他完全不必在意。曼听从了私人医师的意见，但内心里却受着另一种诱惑：他想，他的呼吸道疾病虽然不是什么绝症，但在这里体验一下疗养院的生活，也是非常有趣的啊。于是，他在这里一直待到六月十二日离开。
三个多星期的生活使托马斯・曼颇有感触，并激发出他的灵感，使他决定去写一部与刚完成不久的《死于威尼斯》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小说表现的是曼自己那年在疗养院的亲身体验，和1921年特地再去过一次达沃斯，“搜集积累”了“对这里的环境条件的奇特的印象”；另外，据他女儿艾丽卡・曼（Erika Mann）回忆，“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详尽地描述了那里的生活”也颇有助于他这的创作，《魔山》中的“许多细节都源于母亲提供的素材”。
本来，曼的计划是写一个中篇，但是深入的思考，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使一个中篇无法容纳，于是越写越长，最后写成一部七百多页的长篇巨著；只在中途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创作一度中断，直到1923年才得以完成。托马斯・曼在他的《自传》中曾说到这一过程：
“《死于威尼斯》”于1913年出版，被认为是除《托尼奥・克勒格尔》之外我的那一类作品（大概是暗指同性恋题材――引者）中最健康的。在我写到最后部分的时候，我产生了写“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魔山》的想法。不过创作从战争一开始就被打断了。战争虽然没有要求我上前线，但是战事的持续，因为它迫使我在重估我对人类和知识分子自审的基本设想时陷入极度的痛苦，使我的艺术活动完全处于停滞，这设想都凝聚在我1918年出版的《反思非政治的德国人》（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中。此书的主题是强调从个人角度如何做一个德国人这个政治问题……”
像曼一样，《魔山》中的大学生汉斯也是“在盛夏时节从家乡汉堡出发”去达沃斯的；而且也像曼一样，原来只打算在山上停留几天，只因医生诊断他还有肺结核，让他多待一段时间。不同的是，汉斯不像曼那样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而是一直在那里住了七年。当然，在小说里，这七年的时间是不能少的，因为“时间”是《魔山》的重要主题。作家亲眼看到，住在达沃斯的大部分人都是有闲阶级，他们无需为生计担忧，但是疾病和死亡的必然归宿，使这些被孤立在病人圈子里的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过去和将来，而沉溺于声色，活着仅仅就是为了淫乐。这使作家十分震惊。他要在小说中表现，甚至在这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对这些没有职业、没有政治活动、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各色人等来说，沉醉在疗养院的病态的环境中，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托马斯・曼在他发表于1953年1月《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的《魔山的写成》（The Making of the Magic Mountain）一文中回忆说：
“1912年――离今天已有整整一代多了，我的妻子患了肺病，幸亏不是非常严重的病；但须得让她在瑞士达沃斯高地的一家疗养院住上六个月。我和孩子们或者待在慕尼黑，或者待在伊萨尔（Isar）河谷托尔兹（T?lz）我们郊外的家。不过5月和6月我去看我妻子，有几个星期在达沃斯。《魔山》有一章题为“到达”（是中译本的第一章第三节“在餐厅里”，引者），在那里，汉斯・卡斯托尔普和他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在疗养院的餐厅用餐，品尝的不仅是山庄国际疗养院的精美的菜肴，还有那个地方的氛围和‘bei uns hier oben’（这儿山上）的生活。如果你读过这一章，你对我们在这样的气氛中会面和我对它的奇特印象会有一个相当准确的图像。”
曼像汉斯那样在“这儿山上”生活的三个星期里，给他留下的“印象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让他想到：“如果我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发现（肺上有斑点）会改变我的整个一生。”当时，检查过他的“医生向我保证，我一定要留在那里两个月来治病。如果听从他的建议，谁知道，我可能现在还在那里呢！我没有，代之的是写作《魔山》。在书中，我调动了我待在那里三个星期所积聚的印象。”虽然在那里不到一个月，但留给曼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作家说：
“这些印象使我完全确信，这样的一种环境对青年人是危险的，――肺结核正是一种青年人的疾病。读我的书之后你就会想到，这种被隔离和长期病魔化了的生活圈子是多么的狭窄。它是一种替代性的存在，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使一个青年人整个儿地与实际现行的生活脱节。在那里，任何事物，包括时间的观念，都是以奢侈的标准来认识的。治疗总是好几个月的事，往往是好几年。可是在第一个六个月之后，这个青年人除了调情和他舌尖下面的体温计之外，就没有别的想法了。很多情况下，到第二个六个月之后，他甚至已经丧失任何其它的思想能力了。他会变得完全没有在这‘高地’上的生活能力。
“像山庄国际疗养院这样的机构，是战后的一个典型现象。它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在良好而正常地发挥作用之时才可能存在。只有在这样的一种制度下，家庭的支出才可能供病人在那里一年年地待下去。《魔山》已成为此种存在形式的天鹅之歌。描述某种特殊的似乎行将结束的生活阶段，也许是一个总的规律。如今，治疗肺结核已经进入不同阶段，大多瑞士的疗养院也已成为娱乐旅馆。”
《魔山》为这些沉溺在山上、忘却了时间的各色人等唱出了天鹅之歌，但作家并不消沉，他让他昏睡中的主人公被世界大战的炮火震醒，毅然踏上奔赴前线的征途。
《魔山》于第二年，即1924年11月由柏林1886年创办的萨穆埃尔・菲舍尔出版社（Samuel Fischer）出版，作为一部具有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内容的巨著，即刻引起普遍的反响，被公认是20世纪德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有研究者甚至认定就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德国文学作品，几乎所有的欧洲语种，也有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译本相继出版。
（感谢好友程麻从美国“国会图书馆”为我复印来托马斯・曼发表在《太平洋》杂志上的这篇文章。）
